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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法性來源的再審視 基于中國經驗的政治學詮釋
2020年01月02日 11:33 來源:《求實》2019年第2期 作者:臧雷振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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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臧雷振(1985- ),男,江蘇宿遷人,博士,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研究。北京 100049

  內容提要:合法性這一政治概念基于考察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和支持而產生,但不同政體、不同地域和不同時代的國家在實際發展中的差異使得學者對合法性來源及其特征爭論不休。已有研究將合法性來源簡單歸結為西方的競爭性選舉程序,并認為以績效或經濟增長為支撐的合法性無法根本解決政治認同和支持危機,此類研究視角忽略了合法性來源的多重多樣性。在梳理合法性來源的一般理論基礎上,可將其劃分為基礎性來源和補充性機制,并基于大數據時代不同合法性來源與技術變革的互動表現,建構出一個復合型合法性來源分析框架。通過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實踐運作分析,展示該分析框架的合理性與有效性,為中國政治發展成就的理論詮釋提供新視角。

  關 鍵 詞: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合法性危機/基礎性來源/補充性機制/大數據/技術變革/中國經驗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政治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18VXK003),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政治學研究方法前沿及其在國家治理能力指標建構中的應用研究”(15BZZ001)。

  合法性是一國政體所擁有的認同度、支持度和運轉狀態的重要表征,在第三波民主化回潮及新世紀不同國家變革的沖擊下,一國政府既需要重新思考本國合法性的基礎,也需要對西方國家所定義的合法化進路是否具有普適性進行反思。若將研究目光投向中國,其作為西方學者眼中的國家發展“奇跡”和“特例”,雖然常常面臨西方國家所聲稱的合法性危機乃至制度崩潰說的質疑,但中國卻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危機,且在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方面取得長足進步。

  無疑,中國的政治合法化邏輯在西方學者的理論范式中難以自洽,但學界至今仍沒有一個理論框架可以清晰地解釋中國為何能在實踐中展現出獨特的活力和強韌的生機。這種理論與現實間的鴻溝是偶然現象還是隱含著內在合理性?是受單一因素決定還是多重機制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否存在一套理論體系能夠從全面的視角對其予以說明?而準確全面回答這些問題的前提,就是要對合法性及其來源進行重新考察與詮釋,以彌補當前的合法性理論赤字,詮釋中國政治實踐所取得的成就。

  基于目前學界對合法性來源的研究分野,以及對中國合法性體系解釋力不足的現狀,本文從四個部分進行論述:第一部分對合法性來源的研究演進進行梳理,對其一般理論主張作出解讀,并在評析已有研究觀點的基礎上,指出其內在局限性。第二部分對合法性來源作出類型劃分,將其歸納為基礎性來源與補充性機制,并論述二者在當前大數據時代下與互聯網技術變革產生的回應和互動,以此構建出一個復合型合法性來源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利用此分析框架概括性解讀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合法性體系動態變化過程,揭示基礎性來源和補充性機制在政治實踐中的不同效用。第四部分進行總結并簡要探討本文所提煉的框架的延伸意義和潛在的理論貢獻。

  一、合法性傳統理論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國的適用性困境

  合法性緣起于西方,因其既融合國家的自主建設意愿又承載著以現實反映民意的特質,令它具備揭示國家起源及發展邏輯的能力。而合法性自身擁有的包容性又使其能同時容納制度生成論和文化生成論、績效決定論和程序決定論等看似相互悖反的解讀取向,這也是無數學者追尋合法性邏輯起點、建構過程以及規范途徑的緣由。不同學者基于主觀推導和現實觀察得出的迥異觀點構成了合法性的認知分野,但要更清晰地闡釋合法性的意蘊及來源,還需要對各類傳統分析框架進行溯源和比較。

  (一)中外學者視野中的合法性理論及其分析框架

  在眾多關于合法性涵義的論述中,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合意論”和洛克(John Locke)的“同意論”較好地闡述了合法性誕生于民意的本初概念。而韋伯(Max Weber)則首開先河,在實證層面賦予合法性三種來源及理想化狀態,其中,法理型權威所關注的法律性和官僚體系有效性一直被后來的學者引述為合法性基礎[1](P238-250)。其后,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對競爭性選舉的推崇,對西方民主國家定義合法性來源產生了巨大影響[2](P395-400)。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等則在二者基礎上對合法性概念進行了細化和拓寬[3](P21、P21-22)。

  雖然韋伯式合法性詮釋中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被國家和公眾廣為接受,但學者亦從不同角度指出其局限性,并對此展開剖析。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認為韋伯式合法性僅僅是一種基于經驗主義的統治權術,而合法性真正源于社會的價值規范[4](P161)。伊斯頓(David Easton)也從“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的角度將合法性區分為事實與價值兩個層面[5](P298)。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和基恩(John Keane)對其批判最為深刻,提出合法性應是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而非事實[6](P188-189,284)。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則認為合法的國家既要有效地維護安全與秩序,又要保證公共理性和制度正義[7](P24)。

  上述這些關于合法性來源的分歧主要源于學者對不同國家政治實踐的觀察,其中,程序性來源多出自對先發民主國家選舉傳統的繼承,而有效性來源則是對后發國家何以順利運轉的探析。在許多學者看來,法律性、有效性甚至競爭性選舉都是統治者對其執政合法性的包裝和形塑,并沒有超出其作為統治權術所顯露的事實意義。但從價值和事實的爭論可以看出,令統治者與民眾達成價值共識的合法性更多的是一種理想化描述,而公眾基于心理和文化層面對政治系統的認同、依附和滿意,才是能夠為國家發展和政權鞏固作出實質性建設的合法化路徑。正如哈貝馬斯所言:“合法化依賴于經驗動機,而經驗動機并沒有獨立于合法化潛能”[6](P184),這也正是眾多批判韋伯式合法性的學者最終又將合法化研究回歸事實層面的原因。

  基于對上述觀念的吸收與發展,我國學者也對此研究作了進一步拓展。在理論思辨層面,有對合法性來源的自主適應力在時代演變背景下的觀察,也有從社會批判角度對合法性經驗及規范加以整合的思考。在宏觀來源層面,既有學者提出程序合理、公共物品和服務供應、共同政治價值和理念、政治中立和共同商討是合法性的基礎,也有學者認為“善治”及其實現過程是合法性的來源[8]。同時,亦有學者將公民對國家主權、國際制度和自我身份的“承認”視作合法性的擴展動機,并輔以“觀眾成本”理論對合法性承諾的代價予以解釋[9]。還有學者提出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義性構成了合法性的概念體系[10]。當然,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意識形態、績效和程序是合法性的根本來源①。在微觀來源層面,通過對基層政治主體的研究發現,體制內外權威的交融促成了復雜的運行機制,為合法性建設提供了彈性環境[11]。而對社會團體運作邏輯的研究則揭示出,地方傳統、共同利益、共識規則構成了中國獨特的社會合法性。

  然而,上述中國學者關于多樣化的概念闡釋只是為了將合法性刻畫得更加具體,而其本源仍無法超脫學界給定的意識形態、績效和程序規則這三個結構性要素,起碼在當代視角下各國的存續和鞏固方式都源于三者與實踐的結合。但當面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所表露出的差異化合法性特征時,該結構框架卻無法回答一些關鍵問題,如拋開國家間的異質性后,三者在合法性來源的權衡中是否具有輕重之分?抑或是某一方發展到一定程度即可舍棄其他來源?又或是三者在相互混合下不加區分地為合法性提供支持?將之放于現實,既有來自新興民主國家在程序、績效與意識形態間搖擺不定的回答,亦有來自轉型中國家對超越績效懸而不決的態度,還不乏有來自成熟民主國家對程序來源的堅定信念,因此,對這番疑問的解答還有待于對不同國家的發展共性進行考證。雖然僅僅明晰合法化途徑存在多重起點并不足以揭示其建構軌跡,但卻為本文進一步解讀復雜的合法性體系及其內在機制構筑了立論基礎。

  (二)傳統合法性理論框架的中國適用性困境

  中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轉型國家,高水平的經濟績效輔以漸趨擴大的國際影響力,不僅從物質層面為其繪制發展藍圖奠定了基礎,更從精神層面重現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強大驅動力。因此,不計其數的學者將中國所營造的政績尤其是經濟增長,視為承接已然解魅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替代性來源,并冠以績效合法性之名②。但隨著市場改革深化與政府改革滯后的矛盾逐漸顯露,中國出現了社會經濟不平等、意識形態衰微、官僚機構腐敗、行政效率低下和制度化水平落后等發展弊端,種種現狀也被認為是中國績效合法性難以為繼的表征,多數學者更用亨廷頓所描述的“政績困局”來形容中國岌岌可危的未來③。因此,批評中國用政績或經濟增長塑造合法性的觀點層出不窮,部分學者希望從改善官僚體制和政府機構、加強政治宣傳和拓寬政治參與渠道等角度解決這一困局[12]。

  誠然,這類觀點對國家培養政治敏感性及激發危機意識起到了一定合理效用,但對績效意涵的模糊劃分以及對合法性水平的表象判斷,使其難以上升為全觀性視角并易于疏漏國情特征。其思維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臆測中國合法性已陷入脆弱境地。實際上,合法性作為一種主觀概念很難以標準化手段進行測量,并且其與國家政治文化和社會思維邏輯的緊密關聯加劇了評估難度。有學者認為中國現代的個人觀念有別于西方,其在道義上的實踐使得中國民眾能夠認可當前制度的正當性[13](P173)。也有學者認為多年來黨政主導的制度安排,使民眾習慣于將公務寄托在政府和政黨身上[14]。此類規范、習俗、認知等非正式因素正是新制度主義所強調的制度塑造要素,尤其是其分支社會學制度主義,將特定社會結構下形成的文化信念視為引導制度生成、擴散與再生產的基本因素,雖然難以衡量其具體貢獻大小,但黎安友(Andrew J.Nathan)等學者已發現非正式規則及傳統文化在提升中國制度化水平與維系合法性層面的重要作用[15]。因此,拋卻公眾意志和國家政治傳統去片面刻畫危機意識,極易造成因低估理論構建完整性和因果推論合理性而出現偽因果關系結論[16]。

  二是將經濟績效這一獨立截面替換性地理解為績效,或是將績效簡化處理為經濟增長。不可否認,中國長期以來以貫徹治理有效性為發展理念,績效作為有效性的實踐結果自然是對國家發展成果的顯性解釋,但績效所含語義本身就具有復合意義,其內在變量既包括具有象征意義的宏觀經濟水平和現實感知意義的微觀民生質量[17],又無法在剝離公平正義的正當性真空下生長。因此,對績效碎片化的描述遮掩了中國深層的政治生命力,且“盲人摸象”式的研究阻礙了探求中國合法性體系的進程,若不將績效囊括的范疇予以界定,或為謀求歸納方便僅從經濟增長定義績效,所得結論顯然只能在模糊與偏差間徘徊,而中國真實的合法性生態則會糾纏于無序的線索中。盡管部分研究已覺察到該問題并試圖進行修正,如有學者將中國的合法化過程形容為是績效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經濟發展出現疲軟或負外部性時,政治和社會領域的公共政策會進行一定的彌補和修復[18];也有學者將中國的發展歷程視作市場化運動與去商品化反向保護運動的結合過程[19];還有學者提出由薄弱制度與市場改革相互增進而催生出的“共演理論”,是中國崛起的內在機理[20](P15-35),但此類論述仍沒有脫離囿于績效決定論的合法性認知觀。

  三是臆斷引入西方競爭性民主是消除合法性危機的必然選擇。長期以來,西方民主國家不斷向世界各國灌輸自由民主對建立合法性的決定性作用,沖淡了非西方國家學者對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正視力度,轉而傾向于采取西式思維邏輯來思考合法化途徑[21]。但在第三波民主化回潮中隨著大量新興民主政體的崩潰衰敗,人們逐漸意識到民主化道路也蘊含著合法性危機。其中一個緣由便是在政府能力不足和穩定性脆弱的民主國家,民眾更傾向訴求短期利益而非建立長效民主機制,因而其政治行為極易滋生出工具民主和暴力民主[22]。即便在民主穩固的發達國家,競爭性選舉也免不了被困于多數與少數的沖突、選舉與罷免的失衡、授權與用權的偏離[23],所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將美國批判為“否決型政體”(vetocracy)不無道理。同時,這也凸顯出合法性與穩定性的區別,正如當前西方政治事實所遵循的人民同意原則,并不代表其已實現人民主權這一理想化狀態[24],而缺乏價值依附的穩定性同樣也無法滿足合法性對認同的需求。

  綜上所述,在當前關于中國合法性的解讀中還存在主觀性較強、分析視角單一以及西方民主價值預設的闡釋困境,這就割裂了合法性作為一個復雜概念所應具備的整體特質。為此,下文將構建一個新的合法性分析框架,并嘗試從三個層面矯治上述研究困境:第一,在辨析合法性現實來源的基礎上,提煉其基礎性來源與多種影響機制,以提供更為完整的研究視角。第二,解讀合法性在不同來源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自我修復與調適彌合機理,剖析各個來源內在的客觀聯系性。第三,探究技術變革等外部因素對合法性造成的沖擊,以及不同來源在抵御沖擊時的回應狀態,展現合法性因時因地的動態特征,以及吸收多元價值觀的包容性。在此分析框架下,合法性將以系統全面的姿態被重新詮釋。

作者簡介

姓名:臧雷振 工作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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