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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學的轉型:分化與定位
2020年01月02日 11:29 來源:《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景躍進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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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景躍進,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北京 10008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挑戰了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常識,也對其研究前設提出了深刻的質疑。在這種背景下,政治學研究本身成為一個需要不斷加以反思的對象。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嘗試以簡約方式勾勒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若干重要變化,以及經由這些變化(和不變)所形成的多元格局?;谶@一事實,本文建議“將政治共同體帶回來”,作為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邏輯起點。這一調適帶來新的研究視角,有可能為分化中的中國政治學提供一個共識建構的平臺——在政治共同體、國體和政體的三維平衡中,思考中國政治的發展問題。

  一、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三大轉變

  自學科恢復以來,中國政治學的知識進路深受海外比較政治學的影響,在理論、方法和學科設置等方面皆是如此。因此,欲理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演化脈絡,一個很好的切入方式是考察新舊世紀交替前后比較政治學的基本變化。

  在諸多變化中,與本文議題相關的主要是以下四個:(1)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關注點從競爭性選舉轉向“民主質量”以及對民主標準的重新思考,以作為對“劣質選舉”的回應;(2)研究重點從“選舉民主”轉向“治理/善治”,重視國家能力的問題,以作為對“失敗國家”的回應;(3)論述中心從“中國崩潰論”轉向“威權彈性”,以作為對“中國崛起”的回應;(4)從第三波民主化的推手轉向對自由民主制進行自我反思,以作為對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方民粹政治的回應。

  從知識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反思和調適是研究范式在遭遇危機時通過更換保護帶的方式來維護理論體系的內核。這種做法本身無可厚非,亦是學術研究中的常態反應。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這些調適在自由主義知識大廈的天花板上開了一個天窗。

  對于中國政治研究而言,這個天窗具有天然的破壞性/創造性。因為對于西方主流理論而言,中國亦已成了一個難以處置的“例外”——在現有知識的棋盤上,沒有安置它的格,不知道往哪里放;更準確地說,是放在哪兒都有問題。例如,西方學者用來描述中國政治的術語可謂五花八門,諸如“威權+市場經濟”“列寧主義政黨+市場經濟”“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威權主義”等,不一而足。在中國加入WTO組織15年需要“轉正”時,西方主要國家又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其間的矛盾和糾結令人頗為感慨。

  在某種意義上,“重新認識中國政治”的命題便是在這一語境下生成的。盡管國內早有學者強調政治學研究的自主性,破除對西方教科書的迷信,但這一觀念成為當下學人較為普遍的自覺意識,應當是本世紀發生的事情。由此,在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出現了與比較政治學相呼應的有趣變化。作為政治學從業者,我們見證并親歷了這一轉變過程——海外比較政治學研究中的“天窗”是如何轉變為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大門”的。為了便于敘述,我將這些變化歸結為以下三個類型:

  (一)從模式套嵌轉向本土研究

  所謂“模式套嵌”就是將西方教科書中的概念和理論直接運用于中國;如果中國的經驗現實與書本上的標準答案不同,那么需要改變的是中國的經驗現實。當初不少學人(包括筆者)是基于這一理念來想象“政治體制改革”的。在某種程度上,“制度主義”在學界的廣泛流行亦與此有關。

  細究起來,這一理念隱含了三個重要假設:一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是普世的;二是體現這些價值的制度形式是普世的;三是漸進改革就是以中國方式呈現這些普世的東西。第一個命題涉及政治哲學,第二個命題涉及政治科學,第三個命題涉及政策方法論??梢姟澳J健笔且粋€包含了價值、理論、方法和政策建議的知識復合體。

  從“模式套嵌”到本土研究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從邏輯上說,有兩個重要的轉機:一是模式套嵌的失敗后果所引發的反思;二是在模式之外采用其他方法卻取得了意外成功。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有幸同時擁有兩者:蘇聯的解體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從正反兩個方面提供了轉變的契機。

  轉向本土的經驗研究意味著從問題出發,而不是從教科書上的理論出發。出發點的置換帶來了相應的變化:現實世界從啟蒙和批判的對象轉化為客觀的研究對象,與此同時研究方法的重心也開始從演繹法走向歸納法。當然,這一轉變并不意味著理論不重要或啟蒙失去了價值,毋寧是指,理論不是凌駕于現實的抽象物,必須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來實現理論的指導價值,并且在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來實現理論自身的發展。這一背景為學界倡導的中國政治學研究本土化提供了豐沛的養料。

  (二)從病理分析轉向生理分析

  “模式套嵌”的缺陷有助于引導人們轉向本土的經驗研究,然而不能將中國政治的經驗分析歸因于“模式套嵌”的結果。事實上,經驗分析具有自身的獨立起源。邏輯而言,任何關于改革的話語都必須以某種形式的現實分析作為前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亦是如此。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典事例。在這篇講話中鄧小平系統地梳理了既有體制所存在的各種弊端。這一講話為后來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奠定了理論基礎。在當時的氛圍下,學界做了很多的相關研究,涉及歷史、現實和比較等不同維度。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經驗維度的描述和研究大致可歸為“病理分析”。因為有病,所以要醫。在這個意義上,沒有病理分析就沒有改革。如何改革?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答案:打破封閉,開放視野,學習西方,大膽借鑒全人類的文明成果。由于當時中西之間的差距較大,學者的認識相對簡單,看到的更多是自身的缺陷,不能用今日之心態來看待當時的處境。

  改革開放的成功為人們提供了理解中國政治的新視角,病理分析也緣此而轉化為生理分析。此處的“生理分析”是一個借用,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既有體制適合中國國情,是一個正常軀體(政體),而不是對常態政體的畸形偏離;二是既有體制確實存在諸多的缺陷,需要進行病理分析,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強項,用制度話語來說,具有比較意義上的體制優勢,諸如長期戰略規劃、全局統籌、集中資源、強大的執行力、學習和適應能力等,它們是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看家本領。

  體制或制度分析給我們出的一個難題是,所謂的體制優點或體制缺陷常常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無法分離。體制運行的結果究竟是好還是壞,并不直接取決于體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則取決于環境和對體制及具體制度和機制的利用。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生理分析”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必須認真對待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體制??梢?,生理分析與病理分析的差別不僅在于兩者看到了不同的東西,更為重要的是,它們與不同的心理機制相關——生理分析建立在自信的基礎之上。

  研究立場的轉換為中國政治研究開放了新的分析空間,一個不同的世界呈現在人們的眼前。研究議題的設置有了新的啟動程序:一些老的議題退出了舞臺,而新的議程進入了中心領域。例如,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政治的研究核心——這是“將黨帶回來”所表達的含義;而民主化的“體制轉型”思維則為“體制演化”/“體制優化”所取代。曾被“終結”的歷史被打開了,而對未來所秉持的開放態度也意味著對傳統的再評估。作為對制度主義的一個回應和超越,“將文化帶回來”是學術演化進程的一個邏輯之果——從文明的角度來考察中國政治。

  (三)從西方話語的搬運工轉向理論建構的探索者

  在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和初期發展階段,對西學的翻譯、引介和闡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這項工作的意義不應低估,其價值至今依然。但需要反思的是,人們在運用這些知識——無論是作為啟蒙和批判的武器,還是作為設定改革目標的依據——的同時,卻缺乏或失去對西學知識本身的批判精神。教條主義思維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人們將某種理論奉為絕對真理和普遍真理,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需要做的只是測量、對照、改造以及對標。依據現代化的流行理論,現代性是一元的,只此一家,并無分店;只能加盟,不能別號開張。

  所謂“中國道路”意味著在西方自由民主制之外,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政治發展之路。如果說本土化研究強調的是“必須認真對待中國政治”,那么理論建構的任務則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必須認真對待中國道路”!這一研究要求學者反思比較政治學的知識基礎、質疑演繹的前提、審視熟知的概念、挑戰流行的觀點、修正重要的命題、甚至重構理論體系。這是一種在不同脈絡內從事知識生產的探險活動。不難辨識,關于中國道路的聲稱在本質上是主張進行一場學術界的范式革命。

  如果堅信中國道路能夠走通,相信歷史會給出證明,那么相應的理論建構應在兩個層次展開。第一個層次是在與自由主義的對話中,建構一個并列的、能夠展示和提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理論。在這一層面,西方經驗與中國經驗的邏輯地位是并列的,它們以各自的方式走出了現代化的不同道路,建構了多元現代性。第二層次是超越中西經驗,在兩者之上建構一個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一般理論。在這個普遍理論中,西方現代化和中國現代化都是它的亞類型。從工程學的意義上看,我們必須把原來西方理論所主張的普遍性進行分解,其中的一部分降低為地方性,另一部分則具有普遍性,可轉化為重構普遍性的要素。對于中國經驗可做同樣處理。需要強調的是,所謂“中國特色”并不是說中國經驗缺乏普遍性。對“中國特色”的正確理解應當是:在實踐層面,它意味著拒絕照搬西方模式,堅持走中國道路;在理論層面,它意味著中國經驗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

  二、重置中國政治學的邏輯起點:“將政治共同體帶回來”

  在關注中國政治學變化的同時,也應記住一個基本事實:變化的發生是不平衡的。有變的,自然就有不變的。變與不變共存于一個學術共同體,形成了一個多元的學科格局。從客觀情勢來看,中國政治學界的這一多維分化局面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如何將多元分歧轉化為推動學術發展的動力,而不是導致分裂的淵藪?這是身處學術共同體中的每個研究者都必須正視的一個重大問題。

  就已有的學術經歷而言,中國政治學的知識現狀是導致問題的根源,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制度主義在政治學中的廣泛流行折射出人們思考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前見:體制問題(政體問題)既是政治學研究的邏輯起點,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命門所在。從前節的分析中可以引出一個判斷,只要滯留在制度層面,根本性的分歧就難以消解。在一個分化的世界中,要超越分歧、謀求共識就必須尋找一個更高的平臺。為此,我們有必要回到中國政治學的起始之點,回到政治學的緣起之地。

  眾所周知,現代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學)是在民族國家的苗圃里生長和發展起來的。詳細考察這一進程非本文篇幅所能容,亦超出筆者的能力所及。這里有兩點需要特別強調:一是民族國家在歐洲源起于中世紀的封建制,先是發展出了絕對主義國家,所謂的領土國家和主權國家,其后形成了民族國家,最后登臺的是民主國家,其發展過程就像制作夾心巧克力,層層包裹,漸次遞進。這一特點意味著政治共同體(國家)對于政治學研究來說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一個默認的活動舞臺。一如戲劇,人們關注和欣賞的是演員的表演而不是背景與舞臺。自由主義政治學將國家視為必要之惡,關注如何制約公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這種理論和制度實踐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有堅實的政治共同體作為基礎?;谕瑯拥睦碛?,我們也可以理解,一旦政治共同體出現問題——不再處于缺省狀態時,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是如何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來“彌補”/“修正”《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盡管美國的國家建構過程非常不同于歐洲。二是,西方各國的民族-國家建構過程是不平衡的。通常情況下,后發國家會面臨政治共同體(國家統一)的問題。這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何政治學曾以國家學的形式出現于德國,相比之下,居于優勢地位的先發國家可用更多的精力來考慮政府(政體)問題。

  當近代中國面對西方民族國家的挑戰,又不得不學習西方時,遭遇了兩個“前所未有”:一是在中國歷史的脈絡內,這是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二是在中西文化的交匯中,中國現代化面臨著(作為參照系的)西方文明未曾有過的大難題。這兩個前所未有“里應外合”,相互強化。對于難題之解而言,可謂雪上添霜。

  具體來說,這個大難題可從兩個方面來考量:

  第一,中華體系與西方以民族國家為基礎形成的國際體系之間存在著本質性的差異。從外交禮儀、貿易施壓到軍事戰爭,中西兩種秩序之間的沖突最終導致朝貢體系的崩潰,中國不得不以西方民族國家的樣式來打扮自己。在這一過程中,如何避免帝國轉型時普遍面臨的解體命運,將一個領土完整的中國帶入現代世界,成為一個非常嚴峻的、長期性的挑戰。用政治學專業術語來說,近代中國遭遇了政治共同體的再造問題。如上所述,西方政治學關于政治共同體的思考以民族國家為藍本,將這一藍本運用于中華帝國時,它成為一柄兼具建構與解構雙重功能的利劍。在這個意義上,20世紀初“中華民族”概念的出場可謂一個偉大的發明,也是一個古老文明面對西方民族國家挑戰時作出的一個充滿智慧的回應。

  第二,在尋求不斷失敗的原因時,中國知識分子逐漸超越了技術和經濟的考量,切入了制度(國體-政體)和文化層面,并最終將限制公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的議題納入政治發展的議事日程。中國近現代歷史遂展現出一幅悲愴而多彩的畫卷: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總統制與議會內閣制、復辟與反復辟、府院之爭與軍閥混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這一過程中,與西方民族國家的建構經歷相類似,戰爭(無論是對外的抗日戰爭,還是各種形式的國內戰爭)對于國家建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終國共兩黨以不同的方式選擇了黨國體制。

  正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政治共同體、國體和政體三者之間的張力逐漸顯見。學界曾以“救亡壓到啟蒙”的方式表達了對這種張力的認識。從學理上說,政治共同體的轉型或建構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國家政權,傾向于強調集權的重要性;而基于個人主義的自由民主之追求,構成了相反的實踐努力,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對沖。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并在時間的序列中分別解決問題——首先夯實政治共同體的基礎,然后逐漸發展各種公民權利并加以制度化,那么邏輯上的矛盾便可能在實踐中得到頗為有效的化解——這正是西方國家走過的政治發展道路。然而,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中的一員,中國沒有這樣的時間差可打。西方國家在歷時中解決的不同問題,在中國同時登場,這是后來者不得不承受的發展壓力和歷史命運。

  一個半世紀過去了,今日之中國依然面臨同樣的問題??梢?,這個問題對于中國政治現代化事業具有某種根本性,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某種形式的理論建構。為了便于敘述和理解,我們用命題的方式來加以呈現:

  目標:如何在政治共同體的維系-穩固與公民政治權利的發展之間實現一種相互促進的雙贏關系。

  難題:(1)到目前為止,維持中國大一統(政治共同體)的有效方式是集權體制(這不是一個貶義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集權體制是大一統政治共同體的標配制度。從周-秦-漢大一統迄今,朝代在變,國體在變,政體在變,但集權邏輯一以貫之,維系如常。(2)集權體制意味著對西式民主政治(多黨競爭)的排斥。反過來說,西方民主政治對于中國而言是一帖解劑,這種解構不但是針對既有政體的,也是針對這個政治共同體的。(3)到目前為止,在發展公民權利方面,西方開出的方子是實行自由民主制。(4)政治共同體的維系-發展與西式公民權利(民主政治)之間存在某種互斥關系,這種互斥性無法通過各自的調適而加以排除,因而是結構性的。

  上面四個子命題將政治共同體的維系與集權體制聯系起來,通過西式民主政體與集權體制的對立,凸現西方民主對中國政治共同體的解構性威脅。這種表述看上去頗為極端,但切中了中國政治發展的天生難題。所謂“天生”是指這一難題是歷史或祖先留下的,不是我們能選擇的,一如無法選擇父母;所謂“難題”這一具化語境中可以表述為政治共同體的維系與(西式)公民個體自由兩種價值之間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緊張。

  至此,我們對前面所述的兩個“前所未有”有了新的理解:西方政治現代化的經驗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必須找到適合自身的政治發展道路。

  魚和熊掌難以兼得,但選擇必須作出。這一選擇構成了新的命題:

  方案:政治共同體具有優先性。政治共同體是前提也是基礎,一切政治活動都是在政治共同體這個空間平臺上進行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主權,但是國家主權的優先位置并未動搖(對于大國來說尤其如此)。在中國語境下,這個問題尤為顯著,因為在世界文明體中,中國是唯一一個文明香火沒有中斷的國家,政治共同體的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融于血脈。正是這一點將政治共同體的存在和維系轉化為中國人特有的一種價值,所謂“家國情懷”。如果價值可以排序,那么在價值等級中政治共同體應當占據最高的位置,所謂“國家的統一是最大的善”。作為這一命題的反向表達,中國政治現代化不能以犧牲政治共同體(國家分裂)為代價。

  歷史和邏輯在此應當統一起來。

  強調“將政治共同體帶回來”并置于優先位置,除了上面所述的理由之外還有政治學自身的邏輯考量。大致而言,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可以區分為五個層次,政治共同體、國體/政體、政府、領導人、公共政策。所謂“政治是一門藝術”這一短語的完整表達應該是:“政治是一門處理觀念/利益分歧的藝術”。通常而言,層次越低,利益因素越重,也越容易變化。層次越高,觀念的因素越重,變化不宜,但只要發生就是天翻地覆的事情。例如,當分歧發生在以下層次時,通??梢酝ㄟ^更換政府和領導人及政策調節來緩和矛盾。所謂的“長治久安”不應理解為沒有矛盾和沖突,而是存在解決這些矛盾和沖突的制度與機制。如果分歧發生在政體層面,一般意義上的政府更替無法回應這一挑戰,必須通過革命的方式或具有革命意義的改良方式來實現政體轉型。如果在政治共同體層面發生分歧,則意味著認同的分裂,這是最高層次的分歧,也是最為嚴重的分歧,處置不當會導致國家的分裂。

  平衡:在政治共同體原則優先的前提下,充分發展公民權利。如果說現代政治的核心是利益平衡,那么中國政治學有必要將這一藝術用諸自身,在國體、政體和政治共同體“三位一體”的架構中來展開學術思考。在國體問題上,堅持人民主權,堅持共和國體;在政體問題上,堅持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鼓勵多種形式的公民政治參與,有序發展公民權利;在政治共同體問題上,一定要意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政治共同體的現代凝結劑,堅持多元一體,尊重少數民族,增強中華民族意識,維護國家統一。

  因此,對于中國政治學者而言,建構一門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是對歷史文明的當代承擔。這一使命基于學術發展的內在之需,具有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動力機制。比較政治學的基本原理有必要根據“三位一體”的分析框架進行調適,以適合中國的國情。譬如,在三體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政治合法性并不只是政體-國體的問題,也是政治共同體的問題。將政治合法性等值于競爭性選舉的做法反映了西方政治現代化的經驗,但不能用來作為評判中國政治發展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發展新的理論闡釋是對中國政治學者的最大挑戰。

  在一個分化的學科格局中,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不同取向或許可以在這一框架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并發揮相應的功能。既要保有本位意識(政治共同體),又要充分發展公民權利;既要避免極端的國家主義,也要避免極端的個人主義。如果說中庸之道是中華文明的精髓,那么如何平衡上述張力既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應是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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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景躍進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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