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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摩爾:重拾民主化研究的階級分析與歷史視野
2019年12月30日 09:14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京)2019年第6期 作者:釋啟鵬 字號
關鍵詞:民主化研究/民主轉型范式/階級分析/比較歷史分析

內容摘要:

關鍵詞:民主化研究/民主轉型范式/階級分析/比較歷史分析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在當代的民主化研究中,轉型學范式及其衍生出的豐富的概念家族占據著主流學術市場,在認識論上它們強調線性發展觀與二元政體論,在方法論上它們立足微觀和靜態的視角,著重強調行為人尤其是精英的博弈對民主化的影響。但是,由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單純地憑借量化工具與博弈模型的“反歷史”研究無助于研究者認識真相?;凇秾V婆c民主的社會起源》一書帶來的豐富的思想遺產,巴林頓·摩爾及其追隨者們的學術傳統為當下的民主化研究提供了兩個重要的分析維度:階級分析的方法與比較歷史的視野。在社會沖突的視角下,階級力量對比與階級聯盟的態勢決定著政治發展的方向;而“民主化研究的歷史轉向”則更加強調長時段的因果分析,關注民主化過程中的“關鍵片段”及不同因素在時間序列中的互動與演化。

  關 鍵 詞:民主化研究/民主轉型范式/階級分析/比較歷史分析

  直至今日,民主化研究依舊是當今政治學中的“顯學”,有學者對比較政治學領域的三本頂尖國際期刊在1989年至2004年所刊發的319篇文章進行了梳理,發現涉及民主化與民主崩潰的論文在其中占據的比重達到16.3%。①在當前的民主化研究中,大樣本計量統計與博弈模型在研究方法上占據了主流,并誕生了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然而,成果的豐裕卻難掩認識上的貧瘠。正如巴巴拉·吉德斯(Barbara Geddes)所言:“隨著新數據庫的完成和共享,以及統計和建模訓練的逐步完善,民主化研究方法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盡管我們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新觀點,但我對民主化的認識卻改變甚少。近期研究不過證實了我們幾十年前就認為已經知道了的東西:富國更容易民主化?!雹谶@促使學界超越主流視角來分析民主化這一經典議題。有學者認為,研究政體的形成、轉型與崩潰的文獻可以歸為三類傳統,即社會力量(沖突)范式、轉型學范式以及結構主義范式。③這在民主化研究中同樣適用,不同的學者將民主的發生歸于不同的原因:社會力量的聯盟與沖突,精英的博弈,抑或是政治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同于后兩種更為流行的研究范式,本文認為立足第一種范式,尤其強調階級分析的方法與比較歷史的視野,才是分析民主形成與政體變遷的關鍵——即本文所呼吁的“回到摩爾”。作為比較歷史研究的開創性人物,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在其《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下簡稱《起源》)中所提出的議題和方法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探究國家發展的脈絡中孜孜以求,與此同時,摩爾及其追隨者在歷史的宏闊藍圖中向人們展示出雄心勃勃的學術抱負。這種學術抱負塑造了社會科學的歷史想象力,并為理解真實世界提供了深刻洞見。

  一、民主轉型學的興衰

  民主轉型學曾長期作為民主化研究的主流范式而存在,其興起與世界政治中的民主化浪潮有著莫大的聯系。以1974年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為開端,“第三波”民主化席卷全球。尤其是在冷戰結束后,“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西方思想界沉醉在“民主和平”的幻影之中。在學術研究領域,1970年丹克沃特·羅斯托(Dankwart Rustow)撰寫的文章《民主轉型:轉向一種動態模型》這一重要文獻標志著“轉型學”的確立④,1986年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和勞倫斯·懷特海(Laurence Whitehead)合編的四卷本著作《從威權主義統治轉型:民主的前景》更昭示著民主轉型研究的系統化。時至今日,轉型學研究的成果已經汗牛充棟,在國內相關文獻也屢見不鮮。⑤在筆者看來,正確地理解轉型學的核心邏輯及其問題必須對其特有的方法論與認識論予以深入考察。本文認為,轉型學及其變種是立足于精英博弈以及階段論的,這種“反歷史”研究方法的背后所蘊含的本體論思維是二元政體觀和線性發展觀。

  轉型學秉持行為人中心主義路徑,強調特定條件下精英之間的博弈,這與1990年代之后政治學的整體轉向有關。此時,學界已經逐漸厭倦了國家中心主義等宏大視角,政治學開始了微觀轉向。例如,胡安·林茨(Juan J.Linz)提出了如下觀點:“那些作出特定選擇的行為人能夠增加或減少政權獲得穩定性或持久性的概率?!雹薅洕鷮W帝國主義的蔓延更是為行為人中心主義的分析視角搭建了平臺。由此,比較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聯系開始逐漸疏遠,轉而與經濟學頻繁互動。在轉型學的研究者看來,精英與大眾的互動決定著政體的發展走向,并根據不同的排列組合形成了多種理想類型,雖然偶然性也會發揮作用,但在他們眼中,事件的復雜性也僅僅止于行為人的不確定性。⑦正如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ezworski)所強調的,民主化進程不是源于社會結構的外部制約,而是源于行動者進行策略調試的政策過程,它體現的是一種制度制衡。⑧即便是比較強調背景條件的學者,如斯迪芬·海格德(Stephan Haggard)與羅伯特·R.考夫曼(Robert R.Kaufman)也認為,體制轉型和制定經濟政策的過程雖然受到經濟環境和現有制度的約束,但其最終決定因素是關鍵參與者——現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對派——的戰略選擇。⑨

  從學術淵源上來看,民主研究的轉型學范式與1950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一脈相承。雖然其關注領域略有差異,但它們均認為歷史是分階段且線性演進的,現代性或民主政治是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針對轉型學對民主化的概括,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將其視作具有巨大迷惑性的“次序論”:其典型的做法是,理論家將前提條件當作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然后提出接下來的三個階段——退出、轉型和鞏固——是主要行動者之間互動和選擇的結果;反之,逆轉(例如從脆弱的民主中退出,回到新權威主義)之所以產生,是由于下一個階段的條件有所欠缺,而且這一點與主要政治行動者之間的民主選擇和互動結合在一起。⑩基于此,有學者概括出了民主化研究的四大基本命題:第一,高水平的經濟發展有利于民主政體的存續,“民主更有可能在發達國家得以存續”;第二,政治精英在民主制度的設計和民主化過程中處于中心地位;第三,民族問題和國家建設問題對民主政體的存續與發展產生關鍵影響;第四,民主鞏固能夠有效應對政治衰敗。(11)這些觀點構成了西方比較政治學從現代化理論到民主化理論的核心內容。

  雖然民主化理論與轉型學范式大行其道,但是它們在現實中卻遭到了當頭棒喝。進入21世紀,許多國家并沒有像美國所期許的那樣走向自由民主,而是步入了“灰色地帶”,普遍存在的低質量的民主政體以及各類威權主義的興起使民主化浪潮遇到了極大的阻礙。被視作“第四波”民主化的“顏色革命”與“阿拉伯之春”曾被一些國家極為樂觀地寄予厚望,但最終迎來的卻是社會的持續動蕩以及政治強人的上臺。更為嚴峻的是,極右翼勢力以及民粹主義政黨在歐美民主國家紛紛崛起。面對各類嚴峻挑戰,有學者直言,現在到了放棄轉型學的時候了。(12)

  轉型學遭遇的挫敗來自其本體論上固有的缺陷。從本體論上追溯,無論是現代化理論還是民主化理論,西方比較政治學的主流范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印記。以斯賓塞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提出了所謂的“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觀念,強調社會是一個從“低等”到“高等”的線性發展歷程,這與主張從“非民主”到“民主”發展的轉型學說如出一轍。與基督教信仰一致,斯賓塞基本上把生物演化和社會演化等同于更高層級的命運的展開,故而許多人也繼續相信社會演化(甚至加上生物演化)是某種“歷史必然性”或“命運的展開”。(13)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出現其實就是西方學者為長久以來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正名。轉型學家對民主政體的推崇與19世紀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關于白人的論述如出一轍,只不過是從種族優越論轉移到了政體優越論。這種進步史觀不僅使強者在蹂躪和欺負弱者時產生一種道德優越感而不是良心負擔,同時它可能成為文化和種族歧視、偏見以及不尊重其他群體的行為的源頭。(14)

  本體論上的邏輯缺陷使轉型學遇到了極大困境,然而這并沒有影響該范式對當下的民主化研究所造成的影響。其一,如今民主化研究的議題依舊是在轉型學的認識論的基礎上延伸出來的。如表1所示,21世紀以來民主化研究的“概念家族”中出現了許多新成員,并對學者產生了持久的吸引力。而新技術的突飛猛進給許多老問題(如經濟發展是否導致民主)再次注入了生命力,第三世界的多樣化現實也為傳統議題提供了新的研究土壤。但本質上,民主化研究的“概念家族”共享如下的價值預設,即把自由民主政體看作政治發展的歸宿,而政體的轉型、鞏固抑或是崩潰以及長期執政的威權主義都是民主化洪流下的不同插曲。同時,研究方法上的精進反而使得學者不去思考本質問題,甚至儼然發展成了方法論至上主義,況且學者們廣泛使用的所謂科學指數體系本身就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15)

  

  其二,轉型學對精英的強調在新一代學者那里得到了延續。有研究認為,在包括民主化在內的大多數政治變革中,真正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實現的變革少之又少,即便是大眾反抗也需要來自精英的協同。(16)因此,在他們看來,并非是通常認為的工人或者農民,而是對國家能夠發揮重要影響的政治經濟精英才是決定民主化的關鍵力量。立足精英的博弈與互動,邁克爾·艾伯塔斯(Michael Albertus)與維克多·曼納多(Victor Menaldo)的最新研究立足于精英的博弈與互動,該研究表明,民主從來都不是其所承諾的“民有”、“民治”、“民享”,相反,只有當統治者確保其利益不受損害時,轉型才會開始。因此,在當今絕大多數轉型國家,其運行的制度體系與治理模式依舊是威權時代制度設計的產物。(17)

  其三,個體主義的分析框架也帶來了結構視角的“反向運動”。肇始于卡萊斯·鮑什(Caries Boix)(18)以及達龍·阿塞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19)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不平等與民主之間的關系。雖然各自的理論預期不同,但是鮑什和阿塞莫格魯的研究都是基于如下假設:不平等程度影響了民眾的再分配的意愿以及政府的鎮壓成本,進而影響了民主化的成敗。他們的研究開啟了新的爭論:有學者認為,不平等與民主之間沒有關系或關系甚弱(20);有學者認為,不平等雖然對民主化不會產生系統性影響,但卻不利于民主鞏固(21);有學者發現,即便土地不平等與民主支持之間是負相關關系,但二者之間的關系既不同于鮑什所描述的線性負相關,也不同于阿塞莫格魯等人所提出的倒U型曲線(22);有學者認為,實現了平等的土地分配的獨裁國家確實更有可能實現民主化,而收入不平等卻更有可能促進民主化(23);甚至有的學者認為,民主崩潰源于弱國家這一政治原因,而非階級沖突這一經濟原因(24),只有在強國家的情況下,不平等與民主才可能存在聯系(25)。

  總體來看,轉型學在當下的民主化研究中已不再具備范式意義上的主導地位,但其影響依然存在。那些秉持精英主義與理性選擇理論的研究雖然開始強調階級和歷史等因素的作用,但它們幾乎都只是把歷史作為背景材料,用來服務于其所構建的理論模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民主的產生、流變及影響依舊知之甚少。為了實現更豐富的知識積累,研究者有必要回到民主化研究的“摩爾傳統”,在宏觀的階級結構與歷史進程中重新檢視民主化這一經典議題。

作者簡介

姓名:釋啟鵬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課題: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8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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