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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反思與前瞻
2019年12月31日 09:47 來源:《人文雜志》2019年第3期 作者:葛荃 字號
關鍵詞:中國政治文化/本土化/中國話語

內容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從最初的引進介紹、翻譯、編譯發展到專題研究,呈現為多元發展趨勢,可以概括為四種趨向。

關鍵詞:中國政治文化/本土化/中國話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從最初的引進介紹、翻譯、編譯發展到專題研究,呈現為多元發展趨勢,可以概括為四種趨向。迄今業已形成了一個學術平臺,具備了學科發展的基礎與潛力。制約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問題主要有高校管理方面的制約、西方話語的覆蓋和學科建設不夠重視等。這一學科的定位理應與“中外政治思想史”并列,成為政治學一級學科下二級學科“中外政治文化”的一個分支。其發展前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實證研究,二是推動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建構。為此期待學術界有更多的研究者能不忘初心,致力于構建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國話語。

  關 鍵 詞:中國政治文化/本土化/中國話語

  作者簡介:葛荃,山東大學山東城鎮治理與規劃協同創新中心。

 

  一、中國政治文化研究40年

  1987年7月在長春吉林大學召開第一屆全國“政治文化學術研討會”,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界的第一次集結。關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與會者形成了三種觀點。

  一是從廣義文化的角度界定政治文化,認為具有政治性或政治特點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譬如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因而是典型的政治文化。這一派觀點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黃宣民教授為首要。

  二是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樂理教授為主,認為政治文化源自西方即美國現代政治學理論,其研究對象是現代人的行為,揭示的是現代人的心理取向。中國政治文化研究須嚴格按照當代美國政治學理論的政治文化界定,研究方法需要運用實證研究即田野調查、計量研究等技術手段。因而政治文化研究不能用于研究傳統社會,不適于進行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三是以南開大學歷史系劉澤華教授為代表,認為政治文化的學科發展在美國也不過是近30年的事。作為一種方法論,政治文化完全可以借鑒過來,用于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與政治。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方法論的創新必然會在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方面開創出新的研究領域。

  此后,就30多年來的發展看,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大體上表現為四種趨向。

  一是延續著黃宣民的判斷,將中國歷史與文化本身視為政治文化的研究對象,在方法論上則采用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以及政治制度、人類學等等。這一趨向的研究主要有黃百煉《權力裂變——監察、監督與中國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閻步克《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林甘泉《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論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韓星《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成臻銘《清代土司研究——一種政治文化的歷史人類學觀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陳蘇鎮《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等等。

  研究成果在方法論上仍然整體性囿于歷史學的局限,雖說在理論創新方面也有所嘗試,但是其學理邏輯與方法論實際延續著思想史研究的路數。有的研究則逐漸轉向了儒學研究。例如黃宣民、陳寒鳴主編的《中國儒學發展史(三卷本)》(中國文化出版社2009)即為典型。這一研究趨向基本延續了侯外廬一脈的學術思想,沒能將大文化視野中的政治文化氣象展現出來。

  二是運用政治學、政治文化、社會學、心理學理論研究傳統與當代中國政治文化,或從政治文化視角解讀從傳統到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現狀,以回應和解讀當代中國社會政治進步與發展的相關問題。這一趨向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朱日耀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思考》(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馬慶鈺《告別西西弗斯——中國政治文化分析與展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呂元禮《政治文化:傳統與現代的會通》(人民出版社2004)、李艷麗《政治亞文化:影響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李春明《全球化與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發展》(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李志勇《市場經濟視野中的中國政治文化轉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閭小波《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等等。這類研究大體上借鑒了現代政治學或政治文化理論作為方法論和分析論證的主要工具。也有的著述中援引統計資料,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沒有采用現代政治文化研究通用的實證方法。不過,由于方法論的現代性,這類研究整體上超出了20世紀50~70年代傳統“定性”研究的局限,故而在學術判斷方面亦能新見迭出,甚至有些論斷具有首創性,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文化研究領域提供了某些新知識,值得贊許。

  三是延續王樂理教授的主張,運用實證研究方法進行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迄今,研究成果不下數十種。主要有閔琦《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張明澍《中國“政治人”——中國公民政治素質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中國人想要什么樣民主》(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于毓藍《農村基層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蘇南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沈明明《中國公民意識調查數據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楚成亞等《變遷、分化與整合: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實證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嚴潔《公民文化與和諧社會調查數據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盧春龍《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與行為傾向》(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陳捷《中國民眾政治支持的測量與分析》(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孫龍《公民參與:北京城市居民態度與行為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徐勇等《中國農民的政治認知與參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等等。這類研究自21世紀初形成熱潮,展示了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現代性意蘊。研究者們在研究方法層面直接與國際政治文化學界通用的實證研究對接,盡管在實證方法的運用和理論解讀方面尚有不小的改進空間,但畢竟使得中國政治文化研究與國際學術界具有了對話的平臺,對于推動這一學科的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

  四是基本延續著劉澤華的主張,將現代政治文化理論作為方法論,以解讀和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與政治。主要作品有楊陽《王權的圖騰化——政教合一與中國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葛荃《立命與忠誠——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走出王權主義藩籬—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曹德本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社會穩定》(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金太軍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等等。相較而言,這類研究的成果并不豐盈,但僅就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這一論域來看,卻表現出強勁的學術解釋能力和一定的學術創新性,在學術界具有相當的影響。

  此外,還有少量中西政治文化比較性專著,如徐大同、高建《中西傳統政治文化比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柏維春《政治文化傳統:中國和西方對比分析》(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等。

  20世紀80~9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處于探索階段,研究成果以引介西方學術為主要。1989 年,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一書譯本由華夏出版社出版,幾乎成為政治文化研究者的案頭書。這一時期也有專論性著作出版,如高洪濤《政治文化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惜乎學術含量不足,影響有限。1997年,王卓君的《文化視野中的政治系統:政治文化研究引論》(東南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引介西方政治文化理論的專著,征引文獻豐富,學術含量充足,最具有專業性,在政治文化研究界頗有影響。

  政治文化理論專著主要還有王樂理的《政治文化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和孫正甲的《政治文化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這類著述基本以現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論為藍本,在理論上未能擺脫引進介紹的限制。不過,其中孫正甲試想在西方政治文化理論的基礎上將政治文化構建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該著述除了沿用現代政治文化理論的基本概念和范疇,述及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研究對象、功能、類型等等,還特別述及政治文化的操作結構、載體、生態環境等論題,引入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一定的中國政治元素。孫正甲構建學科的嘗試難能可貴,理應予以肯定。不過,孫著對于構建學科的基本規定性未能明晰,其理論框架、學理邏輯和作為學科構建的概念、命題相對疏淺,學理證成不夠充分,事實上并沒有達成研究者的構想與設計。當然,盡管存在缺欠,孫著的嘗試和努力對于構建本土化政治文化理論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

  2006年,葛荃所著《中國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這是中國學界第一部關于中國政治文化的高校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具有首創性??墒怯捎谠摬拷滩膶W術性較強,作為教材難以適用和普及,效果不夠理想。

  以上梳理主要以著作為線索??偟膩砜?,近40年的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從最初的引介、翻譯,發展到比較廣泛的專題研究。研究路徑與方法則從史學、哲學的規范研究發展到實證研究方法的普遍運用。雖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但總的來看,近40年的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學術平臺,有關的基本理論已經相對成熟,著作不下百余種,論文數千篇,可謂蔚然。然而,在諸多時尚學科的沖擊下,在當下高校和科研管理的呆板體制下,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依然弱小,距蓬勃發展相對較遠。

  二、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思考

  近40年來的政治文化研究,以1987年長春會議為界標,從一開始就是多元化的發展路徑。前文所述多種研究趨向正是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多元發展的實際狀況。其中,劉澤華一脈主張以現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論作為方法論來研究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如果依照王樂理一脈的觀點,這類研究不是以當下社會政治主體為對象,而是研究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現象,也不是運用實證研究方法,而是沿用一般意義的規范研究,不過是借鑒現代政治文化理論作為方法論,那么,這類研究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稱之為“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然而,在我看來,政治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內在構成之一,不同時代、不同的族群形成了多種政治文化傳承?,F代政治學理論所屬的政治文化不過是其中之一,實是20 世紀行為主義思潮的產物。以實證方法為主要路徑的現代美國政治文化研究并不能涵蓋人類社會曾經出現和延傳的所有政治文化傳統。多元化正是人類社會政治文化生成、蘊育和發展的本來面目。

  當然,顯而易見,以當下社會的政治主體為對象,以實證方法為手段,考察人的行為背后的主觀因素,這種研究并不適用于傳統社會政治與文化。對于中華民族悠久且影響至今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當然需要另辟蹊徑,借鑒相關理論,構建特色獨具的中國政治文化研究。這一狀況正是當代中國學界面對的,諸多學人孜孜以求的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趨向。我們期待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國話語”也必將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凝聚成型,展現出來。

  以中國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愿景為參照,就前述近40 年來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狀況看,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

  一是研究的層次整體較淺?,F象描述居多,理論分析與立論不能深入。有的著述動輒數十萬言,卷帙浩繁,但對于中國政治文化的剖析卻只是淺嘗輒止。近代與當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則往往言不及義,有隔靴搔癢之虞。研究者也能運用政治學、政治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等現代學科作為方法論,但是對于研究的論題缺乏深層學理剖析,形成的學術判斷仍然有某種“大而化之”之感。

  二是如前所述,沒有形成本土化的政治文化理論。至遲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政治文化研究更多地關注當代中國問題,即便是傳統政治文化研究也是蘊含有深刻的現實關懷。然而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論層面,基本參照西方現代政治文化理論的框架和研究方法,講論中國問題套用的是西方政治文化理論。雖然也不乏研究者有構建中國政治文化知識體系和方法論的嘗試與努力,但總體上,中國學術話語的政治文化理論及其方法論仍闕如。

  三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的儒學化、學術史化。政治文化對于一個民族文化來說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無疑是一個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多種因素交互融合與相互作用而長期形成的。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歸結于儒家思想顯然過于狹隘,有以偏概全之虞。近年來,這種趨勢愈發強勁,致使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呈逡巡之勢,后繼乏人。

  何以出現上述問題?緣由難以盡數,這里僅列四點。

  其一,高校教師與研究者身不由己,為“稻粱謀”而放棄“學術初心”,被高校體制的標桿管理牽著走。中國政治文化研究從來就不是政治學研究的熱點,在學科設置中則處于邊緣地帶。成果產出和獲取項目是當下高校從業人員必須關注的安身立命之本,固守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一隅的結果是很可能在鋪天蓋地的種種考核中被淘汰,故而鮮有堅守者。就我所知,多位在20世紀80~90年代于中國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初露頭角而潛力十足的研究者便轉換了研究方向。這類事例不勝枚舉。也就是說,高校管理和學術生態成為一大阻力,構成中國政治文化研究難以興盛的重要緣由。

  其二,西方話語影響仍然巨大,學界的整體氛圍是崇敬和膜拜西方學術的。凡西方學者之理論著述、觀點或論斷,無不受到推崇與追捧。罕有批判之見,何談中國話語!這里不是全盤否定或是全盤吸納西學,也不是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而是說,惟有站穩學術主體立場,就東西方思想文化進行合理審視與批判,如劉澤華先生所言“先進為體,發展為用”,方能形成自家話語。任何盲從和追捧都是狹隘與教條。關于這一點,政治學界前輩徐大同先生早有教導:反對古教條、馬教條、洋教條。此論可為吾輩訓典。

  其三,20世紀后半世紀以來,學者的學術個性和學術主體性整體缺失。改革開放以后,解放思想,學術界春意盎然。出現了一批有志學人,也有富于學術創見的著作問世。20世紀90年代左右,臻于鼎盛。嗣后,學人或老去,或分化,或糾結于名韁利鎖。能堅持下來,維系并堅守著學術主體精神的是極少數,群體過于弱小,難以承載厚重的文化傳承與學術使命。

  其四,中國政治文化在當下高等教育整體學科建設中不能得到重視,基本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近40年來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與發展,主要得益于極少數研究者的堅守和中國政治學會等學術團體的鼓勵與支持。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對于中國政治文化的學科歸屬、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形同視而不見。中國政治文化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具有跨學科性質,人才培養起點艱難,缺少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總體規劃的布局與支持,難以有較大的發展。

  近代中國的西學東漸開啟了向西方尋求真理之路,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學術大體上被西方話語覆蓋。然而對于歷史與文化積淀厚重而且特色獨具的中華文化而言,西學無非是借鑒與參照。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當以40年學術積累為基礎,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之必須,把握時代,高瞻遠矚。站在當下看傳統,立足全球看中國。為此深切期盼學界能有更多的研究者不忘初心,堅守學術為立命之本。響應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號召,在高校教育全面標桿管理(基準管理) 的圍剿中,在煩瑣的計量指標重壓下,保持某種程度的學術主體性和自由思維。把握中國國情,弘揚傳統士人的社會責任感與當代學人的擔當精神,推出具有思想內涵和價值判讀的學術之作,以彰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主體性,構建政治文化研究領域的中國話語,茲實為吾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文化建設的應盡之責。

  三、中國政治文化的學科定位與前瞻

  綜覽近40年的研究成果,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學科定位相對含混。前述四種研究趨向中,除卻實證研究一脈的領域界分比較明確以外,其他研究的學術視野和方法論無非是將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文化史、制度史、學術史混雜為一體,致使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學科定位模糊不清。這種狀況顯然是政治文化研究未能廣泛、有關的討論未能深入所導致。嚴格而論,政治文化是現代政治學理論分解出來的一個研究領域。中國政治文化則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派生或分化,理應歸屬于政治學學科。猶如“中外政治學說史”是政治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中外政治文化”亦應與之并列,作為政治學下的一個二級學科,中國政治文化則是其中一個分支。這樣的學科定位前無古人,獨具中國特色,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如果這一判斷得以成立,那么就需要對中國政治思想史與中國政治文化的異同做出區分。如何界定和區分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文化,至今學界沒有定論,我以為仍然是個方法論的問題,遂略作析論如下。

  囿于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長期陷于梁啟超、謝無量開創的“新學歷史學派”①的環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前,歷史研究在方法論上陷入教條主義,形成刻板思維,其影響至今未衰。蕭公權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政治學理論作為方法論的一部專著。然而由于長期的兩岸隔絕,對于此岸影響甚微。事實上彼岸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也沒能接續蕭著傳承,反而長期受“新學歷史學派”的影響,往往征引翔實,卻話語陳舊。就此岸看,這種狀況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觀,這種變化正是在方法論方面有一定的借鑒而促成的。

  從學術論域看,如何區分中國政治思想與中國政治文化,擬有三點考量。

  其一,研究對象。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論家關于社會政治的理性思考。具體到思想家個人,其思想不一定具有體系性和完整性,但一般而言,必定是其對于社會政治現象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問題的理性思維的結果。這種思想的成果具有明確的表述和內在的邏輯過程,便于研究者條分縷析,作出學術判斷。當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對象也可以是思潮或學派,不過構成思潮和學派的基本要素仍然是思想家、政治家或政論家的理性認知。

  中國政治思想史包含政治哲學層面的研究,研究對象主要是政治思想中的根本性問題。如政治價值、政治本體、政治合法性以及人性論、歷史觀等等。與政治思想相較,更具有抽象性和本原性,旨在回答社會政治的基本問題。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研究對象是人們政治行為背后的主觀因素,其中既有理性認知,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態度、心態、信仰等。研究對象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群體的、族群的。如果研究對象是個人,政治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研究對象的政治主張,而是關注其思想內涵的政治價值理念,關注其政治人格、政治心態、心路歷程、政治信仰、思維方式等等。

  這一界定表明,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對象超越了政治思想本身,甚而可以將一個族群的行為特征及其背后的主觀因素梳理出來,較之政治思想研究更為寬廣,亦且深入。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的是社會政治中更深層的文化內涵和政治意涵。追根溯源,入木三分。

  其二,研究方法。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文化均有跨學科性質,在研究方法上有相近之處。一般而言,致力于政治思想與政治文化研究者都需要具備史學功底,接受過史學研究的學術訓練。同時還需要具備現代政治學理論基礎,以對應研究論域的跨學科屬性。

  在方法論上,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一般運用政治學理論和政治哲學作為方法論。當前的很多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已經走出了傳統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局限,更多地采用現代政治學理論作為方法論。這種狀況可以視為學科的回歸,政治思想史本來就是政治學的基礎學科,20世紀中葉院系調整時期被歸入了歷史學科。

  在方法論上,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一般運用政治學理論和政治哲學作為方法論。當前的很多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已經走出了傳統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局限,更多地采用現代政治學理論作為方法論。這種狀況可以視為學科的回歸,政治思想史本來就是政治學的基礎學科,20世紀中葉院系調整時期被歸入了歷史學科。

  當然,我還是堅持1987年以來的觀點,以現代政治學的政治文化理論為參照。以此劃定中國政治文化的學科邊界,借鑒和吸納現代政治文化理論,關注并剖析影響人們政治行為的主觀因素,以此解讀中國歷史積淀的政治與文化傳承,構建本土化的中國政治文化研究。

  其三,文獻資料。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獻材料可以分為兩類。傳統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文獻資料是思想家、政治家、政論家的著述,以及有相關記載的各類典籍。歷史學稱之為“史料”。研究當代中國政治思想的文獻可以是文獻資料,即相關著述,同時也可以是田野調查、數據分析資料——這種方法間或有研究者用于傳統政治思想的研究,但畢竟史料鉤沉,局限很大。

  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獻資料與政治思想研究差不多,也可以分成上述兩類,即古代典籍與實證研究。其中,實證方法是研究者與調研對象的互動,或問卷,或訪談,或作質性研究,大體真切可信。這種方法如果用于傳統政治文化研究,面對的是封塵已久的歷史文獻,結果只能是研究者單向度的分析與揣摩,沒有研究對象的互動,效果大打折扣。

  不過,由于政治文化研究對象包括人們行為背后的“非理性”層面,于是在資料的選擇方面,較之政治思想研究寬泛了許多。除了思想家、政治家、政論家的著述,還包括官箴、政書、縣志、族譜、詩詞、日記、筆記以及戲文、謠諺、話本、傳奇小說、民間俚曲等等。也就是說,凡是能記錄并反映人們的認知、理念、觀念、意識、心態、信仰的資訊,均能夠作為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獻資料。

  何以說是政治文化研究資料的拓寬?舉例二則予以說明。其一,《孔子家語》。在史學界,這部著作一般認為是偽作,不宜用為研究孔子思想的材料。繼1973年和1977年出土《儒家者言》及相似簡牘,遂有研究者判斷是孟子之前的儒家文獻。對于這樣的爭議問題,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須嚴格甄別,慎重使用。政治文化研究則無須深究,只要能判定是漢代及其以前的典籍,即可以用為研究“漢代儒生”政治文化相關問題的資料。其二,古代中國的農民政治思想。歷來學界有專家建議研究中國歷史上農民的政治思想。此提議甚是,深表贊同。但是,材料何來?據我研讀的相關資訊,如李桂?!墩摲饨ㄉ鐣r民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史學月刊》1981年第4期)、劉清陽《論中國古代農民起義中的平等平均思想》(《西北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等,論題多是皇權主義思想、均平思想、天命觀等等,所用材料基本是主流文獻,事實上并沒有超出主流政治思想,用為論證農民政治思想的依據是難以成立的。

  如果轉換一下視角,以農民或底層民眾的政治期盼、政治認知、政治觀念與意識、政治信仰、政治心態等等為題,便會從亞文化層面拓寬視野,前述戲文、謠諺、話本、傳奇、民間俚曲等都可以用為研究的依據。同時,將農民戰爭領袖人物與民眾的政治觀念、政治意識區分開來,解讀其間的差異與勾連,亦能分析主流政治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的從屬關系與互動。換言之,從政治文化研究的視角看,可以說“農民政治思想”是一個偽命題。思想是理性思維的成果,現有著述引用的資料表明,所謂農民政治思想實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主流政治思想。非主流的政治思想能冠以“農民”二字的,似乎還沒有概括出來。那么,如若轉換為農民政治意識或觀念,從政治文化的視角做梳理和研究,恰恰更能契合“農民政治思想(意識)”的歷史本真。

  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應該作為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基礎學科,二者間的聯系不可割斷,但學科的相對獨立性亦應予以重視,為此方能釐清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學科邊界,推動學科發展。

  關于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前瞻問題,我以為有兩個趨向需要關注。一是現代政治文化的實證研究,這一趨向意味著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現代化路向和國際化發展,必將日漸得到學界關注。專題研究的普遍和深入也將推動這一學科的日漸興盛,前景不可限量。

  二是本土化的中國政治文化理論漸次形成。近年來,已有研究者不再滿足于現有的知識與理論框架,而是關注事實與經驗背后的學理邏輯。他們意識到域外文化的理論與知識能夠給出參照性啟發,有時令人耳目一新,卻并不能實際解讀和回應中國歷史與當下的問題。為此就需要深入認知國情,把握本土典型案例,借鑒西方理論,構建中國本土的話語體系和學理邏輯,推動本土化中國政治文化理論構建。這一趨勢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勢必占據主流,將推動這一學科的蓬勃發展。

  總的來看,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仍然有太多的空白,中國話語的積極構建預示著這一學科領域的繁榮進境,唯此企望有更多研究者攜手共進,不忘初心。

 

  注釋:

  ①參閱葛荃主編:《認識與沉思的積淀——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歷程》“引論”部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作者簡介

姓名:葛荃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禹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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