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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海洋自由觀及其對1856年《巴黎宣言》的反應
2020年01月02日 09:21 來源:《世界歷史》2019年第4期 作者:曲 升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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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在1856年《巴黎宣言》的形成過程中,為推動國際海洋法朝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美國國務卿威廉·馬西兩次發表外交照會闡述美方立場,并發起了爭取整個“文明世界”承認美國界定的自由中立權利的締約運動和修改《巴黎宣言》的嘗試。這一系列外交活動終因美國不肯放棄武裝私掠權而宣告失敗,并導致美國陷入國際孤立。所謂“馬西修正案”表達了一種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本質上是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的海洋自由觀,它也因此不能使美國擺脫國際孤立。從全球史視角和全球海洋治理史的層面考察,皮爾斯—馬西對《巴黎宣言》的政策成效值得進一步探討。

  關鍵詞:《巴黎宣言》 馬西修正案 武裝私掠權 海洋自由觀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美國與世界海洋自由歷史進程研究”(項目編號:15BSS01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曲升,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教授。

  

  1856年4月16日,在結束克里米亞戰爭的巴黎和會上,英國、法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撒丁那和土耳其七國政府代表簽署《巴黎宣言》,宣布了作為永久國際法準則的海戰和海洋自由四原則:一,永久廢除武裝私掠(privateering);二,中立旗幟保護除違禁品以外的敵方貨物;三,敵船所載中立貨(除違禁品外)免于捕獲;四,為具有約束力起見,封鎖必須有效,即需布設一支足以阻止任何船只進入被封鎖港口的海上力量。和會規定了宣言的開放性,并向其他國家發出加入邀請。在隨后兩年左右的時間內,世界上絕大多數主權國家均以各種形式加入了宣言,從而規范和抑制了此后60年世界范圍內的海戰。[①]故此,20世紀20年代英國學者H. W. 馬爾金(H. W. Malkin)稱《巴黎宣言》為“第一個得到近乎全球性承認,并依然極其重要的調節海上交戰權利和中立權利的國際性文件”[②]。

  然而,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中立國并歷來標榜海洋自由、重視和遵守國際法的美國,卻于1857年4月做出拒絕簽署和加入宣言的決策。該決策出自上任不久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總統。在此之前,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總統及其國務卿威廉·馬西(William Marcy)為爭取修改宣言進行了一番外交努力,盡管未獲成功,但仍然得到一些美國歷史學家的較高評價。比如,喬爾·I. 霍韋特認為皮爾斯是“最堅定主張海洋自由的美國人之一”,其政府在推動和拓展海洋自由方面值得稱道。[③]約翰·巴西特·摩爾(John Bassett Moore)稱馬西為“偉大的國務卿”,因為他提倡海洋自由,尤其為修正《巴黎宣言》提出海上私人財產豁免原則,并為之付諸實施竭盡所能。[④]如果詳細考察這一段歷史,深入剖析皮爾斯—馬西的海洋自由觀,可以發現這些結論都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其實,英美史學界關于《巴黎宣言》的研究,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以英法為中心的,對美國的相關反應和政策立場雖有涉及卻不夠深入。[⑤]近年來,隨著尼古拉斯·帕里羅(Nicholas Parrillo)[⑥]和簡·馬丁·萊姆尼澤(Jan Martin Lemnitzer)[⑦]關于武裝私掠權廢棄問題研究成果的問世,這種局面有所改觀,但對皮爾斯政府《巴黎宣言》政策背后海洋自由觀的剖析仍比較薄弱。鑒于此,本文在借鑒和汲取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梳理皮爾斯政府對《巴黎宣言》的反應,剖析其背后的海洋自由觀,以求為正確認識和評價這一時期美國的海洋自由政策有所貢獻。  

  一、美國與英法“對中立國宣言”的形成

  《巴黎宣言》形成的基礎是1854年3月英法發布的“對中立國宣言”,其背景則是克里米亞戰爭引發的對海上交戰權利和中立權利問題的關注。1853年9月,俄國與土耳其因“東方問題”而大動干戈,克里米亞戰爭爆發。1854年初,英國和法國加入土耳其一方對俄開戰,波羅的海成為雙方海軍交鋒之地。為避免自己的海運利益遭到重創,瑞典和丹麥于1854年1月2日向英、法、俄三國政府發出“中立宣言”,表示兩國將嚴守中立、不從事武裝私掠業務、拒絕私掠船進入兩國港口,同時強調交戰雙方應尊重它們的中立權利,提出“中立船只所載敵貨自由”以及“敵船所載中立財產免予捕拿”的原則要求。這份“中立宣言”再次把歐洲戰爭史上屢屢引起爭議的海上交戰權和中立權的界定和劃分問題提上國際議程。

  在圍繞中立權而展開的外交磋商和斗爭過程中,歐戰所涉三方無一例外地把爭取奧援的目光轉向了美國。丹麥和瑞典政府分別于1854年1月20日和28日,將“中立宣言”知會美國政府,征詢意見,以便把美國拉入一個“武裝中立同盟”。俄國沙皇政府則早就開始竭力爭取美國政府同意其公民接受俄國頒發的武裝私掠特許證,以求擾亂和打擊英法海上航運。[⑧]對英法而言,在波羅的海形成有效封鎖是戰勝俄國的必要手段,但這不僅需要贏得扼守波羅的海要沖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友好和配合,還取決于能否阻止美國人為俄國提供武裝私掠。此外,美國在過往曾因中立權利問題與英法發生過嚴重爭執和戰爭,[⑨]與俄國卻有著良好合作的歷史記錄。[⑩]故此,英法不敢對美國的反應等閑而視,美國實際上成為它們制定戰時海上行為規則時的最大顧慮。

  1854年3月末對俄宣戰前夕,英法外交人員達成了針對中立國的共同政策,并以“對中立國宣言”的形式加以公布。宣言表示,在即將進行的戰爭中,為保證中立國貿易免受一切不必要的阻礙,英法兩國將“暫時”放棄國際法賦予它們的一些交戰權利,包括放棄對中立船只上敵貨的捕拿、不沒收敵船上的中立貨、不訴諸武裝私掠等。[11] 顯然,英法兩國為贏得中立國的支持,均在各自傳統海事政策原則上做出了讓步。這些“自由主義”海事原則奠定了兩年后達成《巴黎宣言》的法律基礎。而這一外交成就的取得,則是英法兩國外交人員,主要是法國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呂(Drouyn de Lhuys)、法國駐英國大使瓦列夫斯基(Walewski)、英國外交大臣克拉倫登(Clarendon)、英國駐法國大使考利(Cowley)密切磋商,尤其是法國人巧打“美國牌”迫使英國讓步的結果。同時,這種外交接觸也為美國向歐洲大國表達自己的海洋主張提供了渠道和便利。

  早在1854年2月17日,美國駐英國大使詹姆斯·布坎南就在未經國務院指示的情況下主動與克拉倫登會面,表達美國的中立權利觀點。他強調美國為追求“自由船自由貨”原則獲得國際承認,已經做出了極大努力;希望英國能夠最大程度限制其曾長期主張的搜查權利,采納“船旗原則”。針對布坎南的立場,克拉倫登以內閣正在審議對中立國政策相敷衍,并有意提及美國1818年4月《中立法》,稱贊其中關于禁止在美國管轄水域從事武裝私掠的規定,比英國的相關規定更為高尚。由此,布坎南敏銳地察覺到英國人對俄國私掠船會在美國港口武裝進而襲擾英國商船的深切憂慮,并初步形成了利用英國對美國武裝私掠的恐懼心理,迫使其采取有利于中立國的海事政策的設想。[12]

  3月16日,克拉倫登再次會晤布坎南時談道,英國將對中立國執行自由主義海事政策,不僅承認“國旗原則”,而且在敵船上截獲的中立貨也將歸還物主??死瓊惖潜硎?,英國內閣之所以采納此種政策,與布坎南2月17日自由主義中立政策表態所產生的影響不無關系,但更為重要的是,英國認為這是“現代文明”的要求:“戰爭應該以給中立國造成盡可能小的傷害、同時兼顧交戰國利益和安全的方式進行”。在打出“現代文明”的旗幟后,克拉倫登指出,武裝私掠行為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極易被濫用;美國人接受沙皇頒發的武裝私掠特許證、被雇傭去劫掠英國商船的前景令人擔憂。他暗示,英國試圖將打擊武裝私掠條款納入英美雙邊條約,以此作為對英國承認“自由船自由貨”原則的補償。但布坎南隨即表示,在目前情況下,美國不會同意取締武裝私掠,除非海軍大國同意完全廢止針對私人財產的海上戰爭行為。[13]這一表態預示了布坎南就任美國總統后堅持武裝私掠權、拒絕《巴黎宣言》的政策。

  就在布坎南與克拉倫登3月16日會面的當天,美國駐法國大使約翰·梅森(John Mason)在巴黎與德律安也進行了會談。他以更加直率、甚至不無威脅的口氣說:“假若美國歷來堅持的自由主義海事原則不被承認,本國政府將甚為不滿。鑒于她擁有龐大商船隊、巨量剩余產品和進出口貿易,以及對太平洋、大西洋漁業的巨大投資,我國政府不可能屈服于任何致使其公民的人身、商業和船只遭受令人憤怒的搜查、抓捕或扣押等戰爭行為。除了禁運品之外,她的國旗必須為其所覆蓋的貨物提供保護,公海必須是供所有國家自由通行的公路,此乃自然之神的期望?!彼麖娬{,美國政府會否有效執行中立法、美國公民會否參與俄國的武裝私掠,皆視英法同盟能否尊重美國的中立權利、能否采納更趨自由化的政策而定。[14]

  總之,在1854年初英法磋商對中立國政策的過程中,以布坎南和梅森為代表的美國駐外使節清晰而有力地表達了他們關于中立政策的態度和立場:第一,贊賞英法采取對中立國有利的海戰原則,但未來需要朝著自由主義的方向繼續邁進;第二,美國不會輕易放棄武裝私掠權,因為這是迫使英國在中立政策上再做讓步的有力武器。布坎南和梅森的觀點與馬西主政的國務院官方立場不謀而合。1854年4月13日,馬西給布坎南發去要求他遞呈英國政府的照會,全面闡述了美國政府的相關立場,其核心主張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美國長期以來贊同中立國旗保護船載貨物的原則,而且竭力追求把該原則視同國際法規則加以遵循;英法采行“自由船自由貨”原則,預示了將這一“穩妥、有益的原則納入國際法典的光明前景”;(二)美國政府“不準備聽取任何全面禁止武裝私掠的動議”,“不會加入任何禁止美國在作為交戰國一方的情況下訴諸(武裝)商船隊的公約”;(三)英國若堅持“1756年規則”[15],將引起美國的強烈反對,“破壞美國與英國及其盟國的友好關系”;(四)那種主張“自由船自由貨”原則僅適用于當前的戰爭,且將其視為對某種“自認”的交戰權利的暫時放松的觀點,離美國的期望尚有一定差距;美國要求把該原則“納入國際法,并希望得到所有國家的承認,在未來任何一場戰爭中加以遵守”。[16]4月13日照會送達歐洲時,英法公布“對中立國宣言”已逾兩周,因此并未對英法確定對中立國政策產生什么影響,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實際上確立了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美國在國際海洋法事務上政策行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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