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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復興”思潮的形成
2020年09月18日 13:24 來源:《史學月刊》2015年第5期 作者:鄭大華 字號
2020年09月18日 13:24
來源:《史學月刊》2015年第5期 作者:鄭大華

內容摘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有一個從萌發到發展再到成為社會思潮的歷史過程。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有一個從萌發到發展再到成為社會思潮的歷史過程。雖然早在清末民初,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即已孕育或萌發,到五四時期,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但中華民族復興從思想發展成為一種思潮則是在九一八之后。首先,一些以“民族復興”為宗旨的刊物相繼創刊;其次,一些以探討民族復興為主要內容的書籍相繼出版;再次,知識界紛紛發表文章,就中華民族能否復興和如何復興的有關問題各抒己見。中華民族復興從思想發展成為一種思潮,是九一八事變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激化了人們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責任感,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契機。除民族危機這一主要原因外,以張君勱為代表的國社黨人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的推動,也是民族復興思潮能于九一八后迅速形成的原因之一。

  關鍵詞:九一八;中華民族;民族復興;思潮

    作者簡介:鄭大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暨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有一個從萌發到發展再到成為社會思潮的歷史過程。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民族復興思想孕育或萌發階段,從孫中山的“振興中華”口號,到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再到國粹派的“古學復興”主張,實際上都包含有民族復興的思想內容。五四時期,是民族復興思想的發展階段,李大釗提出了“新中華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之復活”的思想,孫中山提出了“要恢復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復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啟超等“東方文化派”提出了復興東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國運動》一書的序言中,提出了“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的思想。但民族復興成為一種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則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其主要原因是九一八事變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了人們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責任感,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了契機。除民族危機這一主要原因外,以張君勱為代表的國社黨人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的推動,也是民族復興思潮能于九一八后迅速形成的原因之一。本文就九一八后中華民族復興思潮的形成作一探討,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孕育或萌發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團體興中會,在他起草的《興中會章程》中提出了“振興中華”這一具有民族復興思想內涵的口號。繼孫中山之后,梁啟超于1900年在《清議報》上發表《少年中國說》一文,提出了通過“少年”的努力,來建立一個“稱霸宇內,主盟地球”的“少年中國”的夢想。在他的筆下,“少年中國”猶如初升的紅日,騰淵的潛龍,充滿著無限的生機與活力。他寫道:“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此后,歐榘甲1902年在《新廣東》中提出“中國者,今日將死而復生,散而復聚,靜而復動,滅而復興之大機會也”;《新民叢報》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報〉緣起》一文使用了“復興中國”“振興民族”的提法;華興會1904年提出過“驅除韃虜,復興中華”的主張;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提出了“古學復興”的思想,國粹派認為,中世紀歐洲通過文藝復興,開啟了近代文明之路;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通過復興古學,來重振中國文化,實現中國文化復興,進而推動民族復興的實現,借用鄧實在《古學復興論》一文中的話說:“吾人今日對于祖國之責任,唯當研求古學,刷垢磨光,鉤玄提要,以發現種種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學之聲價……歐洲古學復興于十五世紀,而亞洲古學不復興于二十世紀也?嗚呼?是則所謂古學之復興者矣?!?/font>

  上述這些口號、夢想、主張和思想的提出,曾產生過重大影響,比如孫中山提出的“振興中華”口號,曾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奮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梁啟超提出的“少年中國”的夢想,影響了清末民初整整一代的中國人,人們以“少年”和“少年中國”這一符號來寄托他們對社會變革、政治革命、民族復興的渴望。1902年南洋公學學生組織“少年中國之革命軍”,是為現代中國之“學生運動”的歷史開端。1905年,吳趼人以“老少年”署名,撰寫長篇章回小說《新石頭記》,采用虛實結合的創作手法,為人們描繪了一幅新中國的美好圖景?!袄仙倌辍奔仁亲髡叩幕?,同時也是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即賈寶玉漫游“文明境界”的向導。1910年,汪精衛密謀刺殺攝政王載灃不成,被判終身監禁,在獄中他寫下傳頌一時的詩作《慷慨篇》,其中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名句。即使到了五四時期,因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發表《敬告青年》一文,“青年”和“青春中國”成了人們喻義人生、國家、民族美好未來的核心符號,但“少年”和“少年中國”仍然有著它的影響力,五四時期有個著名的社團,就取名為“少年中國學會”。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提出的“古學復興”思想,希望通過復興古學,來重振中國文化,實現民族復興,開啟了中國近代以來倡導以文化復興來實現民族復興之思想的先河,五四時期的“東方文化派”、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和現代新儒家,可以說都是他們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

  我們在充分肯定上述這些口號、理想、主張和思想之意義和影響的同時,也應看到它們的歷史局限性。孫中山“振興中華”口號中的“中華”,指的并非是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而是“漢族”。因為中華民族雖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識較為淡薄,借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說,古代的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而不是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爸腥A民族”這一觀念最早是梁啟超于1902年提出和使用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們尤其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中華”一詞的:一是指“中國”。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中就寫道:“我們中國將國家自稱為華夏,夏為大,華為美,是大而美麗的國家的意思。中華,也稱中國?!倍侵浮皾h族”。陶成章在同一本書中又指出:“所謂中國民族,一名漢族,自稱中華人,又稱中國人”。1904年華興會提出的“驅除韃虜,復興中華”、1905年同盟會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其中的“中華”指的都是漢族,而非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梁啟超的“少年中國”的夢想,只是對民族復興的一種憧憬和喻義,它并沒有明確表達出“民族復興”的思想含義。其他如歐榘甲1902年在《新廣東》中提出“中國者,今日……滅而復興之大機會也”;《新民叢報》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報〉緣起》一文使用的“復興中國”、“振興民族”,從其前后文和整個文章的意思來看,我們也很難得出是明確主張“民族復興”的結論。這也是我們將19世紀20世紀初,稱之為民族復興思想之孕育或萌發階段的主要原因。

  到了五四前后,中華民族復興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

  首先是比較明確地提出了“民族復興”或“民族復興運動”的思想。如1917年,李大釗在《大亞細亞主義》一文中,針對日本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提出“大亞細亞主義者,當以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為絕大之關鍵”。就字義來說,“復活”雖然完全不能等同于“復興”,但具有很強的“復興”意義。當時使用“復活”一詞的,還有“東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1921年,他在其成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寫道:“中國不復活則已,中國而復活”,當于“昭蘇了中國人的人生態度”中得之。同年,另一位“東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陳嘉異在《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一文中用的是“民族再興”,認為東方文化“實含有‘中國民族之精神’,或‘中國民族再興之新生命’之意蘊”。1924年,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不僅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復興”一詞,并且批評列強想維持壟斷地位,“不準弱小民族復興”。幾乎和孫中山同時,少年中國學會的主持人王光祈在《少年中國運動》一書的序言中,主張開展兩種重要運動:“一、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二、民族生活改造運動”,并合稱這兩種運動為“中華民族復興運動”。

  其次,李大釗、孫中山等人這時所講的“民族復興”,是包括漢、滿、蒙、回、藏在內的中國各民族亦即“中華民族”的復興,而非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提出“振興中華”口號時僅僅是“中華”亦即“漢族”的振興。我們前面已經提到,“中華民族”一詞首先是梁啟超于1902年提出和使用的,辛亥革命前,使用過“中華民族”一詞的只有三個人,除梁啟超外,還有楊度(《金鐵主義說》,1907年)和章太炎(《中華民國解》,1907年)。但無論是梁啟超、楊度,還是章太炎,他們都是在“漢族”的涵義上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中華民國的成立,尤其是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提出的“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國主張,對“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因此,民國初年到五四前后,不僅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不斷增多起來,而且開始具有了“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各民族共同稱謂的民族認同意識。1917年2月19日,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發表《新中華民族主義》一文,他在談到“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涵義時指出,在“高遠博大”之民族精神的鑄筑下,中國境內各民族早已“畛域不分,血統全泯”,凡籍隸于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矣”。此前的漢、滿、蒙、回、藏之五族的稱謂,是辛亥革命特定時期的產物,現今五族的文化早已漸趨于一致,而又共同生活在統一的民國之下,漢、滿、蒙、回、藏之五族以及其他苗族、瑤族都已成為“歷史上殘留之名詞”,沒有再保留的必要,所有五族和其他各族都應統稱為“中華民族”。與此相適應,今后民國的政教典刑,也應以新民族精神的建立為宗旨,統一民族思想,這也就是所謂的“新中華民族主義”。很顯然,李大釗在這里所講的“中華民族”,指的是包括漢、滿、蒙、回、藏、苗、瑤等生活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孫中山也是如此。1919年他在《三民主義》一文中就主張:“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于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font>

  再次,孫中山提出了要“恢復民族固有的地位”,必先“恢復我們民族的精神”的思想。他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指出,中國之所以從“世界獨強”沉淪為了“次殖民地”,其原因“是由于我們失去了民族的精神。因此,我們要“恢復民族的固有地位”,實現民族復興,就必先“恢復我們民族的精神”。他并且闡述了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恢復和弘揚民族精神對于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以及如何處理好恢復和弘揚民族精神與向外國學習的關系等問題。孫中山提出的要“恢復民族固有的地位”,必先“恢復我們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是對民族復興思想的重大發展。因為此前雖然有人討論過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但并沒有把它與中華民族的復興聯系起來,沒有認識到恢復和弘揚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前提。此后,中國知識界根據孫中山的這一思想,就民族精神與民族復興的關系問題展開了充分討論,認識到“欲復興中華民族,必先恢復中國之固有民族精神?!?/font>

  中華民族復興思想雖然在五四時期有了進一步發展,但它還沒有成為一種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它還只是李大釗、孫中山、梁漱溟、陳嘉異、王光祈等少數幾個人的思想,知識界的大多數人并沒有涉及這一問題,更沒有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而所謂“思潮”,誠如梁啟超所說的那樣,潮起潮落,洶涌澎湃,它不是少數幾個人而是一大群人甚至社會大多數人的思想。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發展成為一種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則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后。

  二

  我們說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在九一八事變之后發展成了一種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認識。

  首先,一些以“民族復興”為宗旨的刊物相繼創刊。如1932年5月20日于北平創刊的《再生》雜志,即明確宣布以“民族復興”作為辦刊的宗旨,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民族復興方案供社會討論,其“創刊啟事”寫道:“我中華民族國家經內憂外患已瀕臨絕地,惟在此繼續之際未嘗不潛伏有復生之潮流與運動。本雜志愿代表之精神,以具體方案,謀真正建設,指出新途徑,與國人共商榷,因定其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i)……茲擬一方面根據歷史之教訓,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為惟循此途可致中華民族于復生?!崩ㄌ柪锏挠⑽?,直譯出來就是“民族復興”。當時明確以“民族復興”為創辦宗旨的刊物,還有創刊于天津的《評論周報》和創刊于上海的《復興月刊》等。1932年9月1日創刊的《復興月刊》的“發刊詞”說:“新中國建設學會同人,集議籌復興月刊,夫‘復’有重新之意,‘興’待建設而成。換言之,即中國今日,內憂外患,國難重重,物質精神,俱形枯槁,實離總崩潰之時期,已不在遠,試問吾四萬萬人同立在此‘不淪亡即復興’之分水嶺上,究竟將何以自處?吾敢斷言,無男無女,無老無幼,全國中無一人甘淪為亡國之民,故吾又不能不要求,無男無女,無老無幼,全國中無一人不應起而共負建設之責。蓋中國之能否復興,實在乎新中國之能否建設而己?!逼洹氨究瘑⑹尽备敲鞔_強調,《復興月刊》的宗旨,是要集合全國有識之士,“研究現代建設計劃,探討民族復興諸問題”。除這些以“民族復興”為辦刊宗旨的刊物外,其他許多未標明以“民族復興”為辦刊宗旨的報刊也都大量地刊登過相關文章,有的還發表“社論”(如天津《大公報》1934年5月15日“社評”《民族復興之精神基礎》,有的則開辟專欄(如《東方雜志》31卷第18號就開辟過“民族復興專欄”,發表趙正平的《短期間內中華族復興之可能性》、潘光旦的《民族復興的一個先決問題》、吳澤霖的《民族復興的幾個條件》等文章),就“民族復興問題”進行討論。就是由南京中央大學中國教育社編輯并發行的《教育與中國》雜志(1933年5月1日創刊),其“發刊詞”也一再強調:“我們深信,中國教育一定要整個的建設在含有五千年歷史,四萬萬人口,三千萬方里的土地之上。我們對于一切帝國主義的教育學者帶有顏色的論調,及其盲從的宣傳,要加以相當的批判;同時,對于國內一切違犯民族利益的,非科學的教育設施,要加以嚴重的檢討和暴露。我們只知道以全體的精神,貢獻給中國教育,復興中華民族,卻不計我們話語之為罪為功?!彼?,《教育與中國》創刊后,先后發表了《我國教育改造與民族復興》《民族復興與教育建設》《民族復興與中等教育》《民族復興與初等教育》《民族復興與幼稚教育》等一批討論教育與民族復興之關系的文章。

  其次,一些以探討民族復興為主要內容的書籍相繼出版。如張君勱的《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吳庚恕的《中國民族復興的政策與實施》、周佛海的《精神建設與民族復興》、王之平的《民族復興之關鍵》等。張君勱的《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出版于1935年6月,書中收錄了他此前的一些演講稿和文章,如《民族復興運動》《思想的自主權》《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科學與哲學之攜手》《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中華新民族性之養成》《中華歷史時代之劃分及其第三振作期》《歷史上中華民族中堅分子之推移與西南之責任》《山西對于未來世界戰爭之責任》《十九世紀德意志民族之復興》等,在該書的“凡例”中他寫道:“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為學術思潮,下卷為民族復興,其要旨不外乎民族之自救,在以思想自主、文化自主為基礎?!敝芊鸷5摹毒窠ㄔO與民族復興》一書,除“自序”外,正文分為五章。第一章說明精神建設對于民族復興的意義和重要性,認為中國的道德只是消極的訓勉人有所不為,而沒有積極的訓勉人有所為,這是導致中國衰弱不振的重要原因,因此,所謂“精神建設”就是要建設積極的道德以補足消極的道德。第二章從歷史上觀察時代精神和民族盛衰的關系,證明五胡亂華、五代之亂、遼金元的侵入和清廷的專制,都是由于時代精神的不健全,即風氣的敗壞所造成,并認為唐晉宋明亡國的原動力是貪圖祿位不重名節、奪利爭權不顧公益、萎靡頹廢不事進取等六種風氣。第三章分析近數十年來各種運動的演進及其失敗的總因,即營私、舞弊、因循、虛浮、逞意氣、爭權利,所以要救國家,救民族,實現民族復興,就需要有一種健全純正的精神作動力,制造這種動力就是精神建設。第四章提出了精神建設的目標:一要掃除因私害公的風氣,建設為公忘私的精神;二要鏟除敷衍、應付和虛偽的風氣,建設忠于所事、忠于職責的精神;三要鏟除互相推諉、互相責難的風氣,養成任勞、任怨、任咎的精神;四要鏟除冷淡的心理,養成狂熱的風氣;五要鏟除個人自由的風氣,養成嚴守紀律的精神;六要鏟除卑鄙貪污的惡習,樹立尚名節、重廉恥的風氣。第五章是精神建設的方案,包括領袖人物要以身作則、選好人才,政府要賞罰分明,要制造社會輿論,要厲行訓練等。

  再次,知識界紛紛發表文章,就中華民族能否復興和如何復興的有關問題各抒己見,出謀劃策。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復興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說:“中國今日,內則政治窳敗,財盡民窮;外則國防空虛,喪師失地;國勢岌岌,危如累卵。憂時之士,深慮神明華胄,將陷于萬劫不復;于是大聲疾呼,曰‘復興’!‘復興’!絞腦瀝血,各本其所學,發抒復興國族之偉論?!币浴稄团d月刊》為例,第一期的11篇文章,其主題全是民族復興,即:寰澄的《中華民族復興與世界之關系》、趙正平的《中華民族復興問題之史的觀察》、資耀華的《經濟復興與經濟政策》、劉麟生的《復興時代的文學》、沈亦云的《復興?匹婦有責》、張水淇的《產業復興之進路》、葛敬中的《農業復興與中國之出發點》、何杰才的《復興與外交》、孫幾伊的《戰后德國人民對于復興的努力》、壽宇的《歐戰后意大利的復興》、岑有常的《波蘭復興偉人畢爾蘇斯基》。就上述文章的題目來看,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到了民族復興的各個方面。第二期的10篇文章中,有5篇的主題是民族復興。第三期的10篇文章中,以民族復興為主題的有3篇。第四期的10篇文章中,談民族復興的文章也有3篇。此后各期,談民族復興的文章大約都在3—5篇。據蔣紅艷博士研究,《復興月刊》的作者群主要分為三大類,一是服務于學術界者,如在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工作的大概有37人,占16%;二是服務于政界者,約有52人,占23%;三是自由職業者,這類作者有17人,占10%。也就是說其作者主要以大學教授、政界人士和金融界人士居多,占80%左右。其他報刊,如《東方雜志》《獨立評論》《時代公論》《反省月刊》《西北公論》《正中半月刊》《婦女共鳴》以及天津《大公報》等,也都刊發過不少以民族復興為主題的文章,只是刊發的量不如《復興月刊》那么多,那么密集。如《反省月刊》第9—10期刊發的《民族復興運動之內容及其前途之展望》,《西北公論》第1卷第5期刊發的《中華民族之危機與復興及民族復興運動之史的證論》,《文化與社會》第2卷第6期刊發的《民族復興運動之認識》,《清華??返?卷第1、2期刊發的《復興民族必需的幾個條件》,《婦女共鳴月刊》第3卷第8期刊發的《婦女運動與民族復興運動》,《交大學生》第6卷第1期刊發的《民族復興與青年運動》,《江漢思潮月刊》第3卷第3期刊發的《中國民族復興運動的現狀》,《晨光周刊》第6卷18期刊發的《民族復興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正中半月刊》第1卷第10期刊發的《復興民族中的婦女運動》,《師中集刊》第3卷第12期刊發的《家事教育與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等等,可以說在九一八事變后的30年代,幾乎很難找到一種沒有刊發過民族復興文章的政論性或綜合性的報刊了,這正如時人所指出的:“‘中國復興’四字,現在幾乎成了口頭禪。而各種復興運動,也就應運而起?!?/font>

  “民族復興”之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后成為了一種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其主要原因是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激化了人們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責任感,從而為中華民族復興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契機。這正如張君勱等人在《我們要說的話》中開宗明義所指出的那樣:“中國這個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兩條路,其一是真正的復興,其一是真正的衰亡?!比毡镜臍埍┣致允怪腥A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嚴重危機之中,但“危機”也就意味著“轉機”,“這個轉機不是別的就是中華民族或則從此陷入永劫不復的深淵,或則從此抬頭而能漸漸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國之林”;“所謂轉機的關鍵就在以敵人的大炮把我們中華民族的老態轟去,使我們頓時恢復了少年時代的心情。這便是民族的返老還童”。沈亦云在《復興?匹婦有責》一文中也寫道:“內憂外患,至于今日,強鄰壓境,可以亡國。政治紊亂,可以亡國。軍紀廢弛,可以亡國。土匪遍野,可以亡國。教育失宰,可以亡國。經濟涸絕,可以亡國。風俗頹靡,可以亡國。人心腐敗,可以亡國。有一于此,殆將不免,況兼之乎?然則此四千余年之古國,四百兆方里之土地,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民族,享有過去歷史上之光榮者,竟忍視其淪亡已乎?曰:絕續之交,其道惟二,不淪亡,即復興耳!傅斯年的《“九一八”一年了》一文稱:“‘九一八’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關”,它與“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一樣,“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而作為九一八事變的受害者,“假如中國人不是豬狗一流的品質,這時候真該表示一下子國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開倒車的,倭人早晚總得到他的懲罰。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淺看出來,我們正是無限的悲觀,至于絕望;若深看出來,不特用不著悲觀,且中國民族之復興正系于此?!编u文海在文中同樣寫道,“感謝日本飛來的炸彈,因為它無形中啟發了我們新的政治生命。外寇的壓迫,引起了國人自尊的心理,對外的抵抗,破除了向來自私的習慣。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從此以后,要在一致勢力之下,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署名“平凡”的作者在《中華民族之危機與復興及民族復興運動之史的證論》中說:“在達爾文氏定論下,墮落消沉之中華民族,的確走進于生存最后的厄運!九一八的痛事,是血鐘從迷夢中向中華民族最后之警告”在敵人烽火連天的襲擊中,吾人深信五千年中華民族的血魂,是不甘心于征服毀滅,民族復興之火焰,必然地要爆發,要成功?!蓖鯓s驥在談到九一八后民族復興思潮的興起時也認為:“‘九?一八’的重鞭,很殘酷地打在了中華民族的背上,雖然毀傷了我們的肢體,卻因此使我們感覺慘痛,而警覺,而反抗。就從這時起,仇恨敵人的情緒,普遍了全國,民族解放斗爭的火焰,就從每個國民的心中燃燒起來了”。所以,“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全國上下無日不以復興中華民族為口號”。

  除民族危機這一主要原因外,以張君勱為代表的國社黨人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的推動,也是民族復興思潮能于九一八事變后迅速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張君勱早年追隨梁啟超,參加清末立憲運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因國民黨迫害,于1929年去了德國,直到九一八事變前一天,他才回到北平。1932年4月,他與張東蓀等人一道秘密發起成立國家社會黨。同一天,宣布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再生雜志》(月刊)在北平創刊。其創刊“啟事”明確提出以指示新途徑、謀中華民族的再生為宗旨,認為20年來所有建國方案,如君主立憲、共和、專制等歷試殆盡,而皆無所裨益?,F在中國民族國家是內憂外患已瀕絕地,所以“提出另一方案,以為唯循此途可致中華民族于復生”。而這“另一方案”就是張君勱、張東蓀等人在《我們所要說的話》中提出的對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的主張及其98條綱領。張君勱本人開始著手翻譯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在法國拿破侖軍隊占領德國時發表的《對德意志國民的演講》之摘要本。在譯稿前面的“引言”中張君勱寫道:“數千年之歷史中,大聲疾呼于敵兵壓境之際,臚舉國民之受病處,而告以今后自救之法,如菲希德氏之《對德意志國民之演講》,可謂人間正氣之文字也。菲氏目的在提高德民族之自信心,文中多夸獎德人之語,吾儕外國人讀之者,原不必求之一字一句之中,故取倭伊鏗氏關于菲氏演講之摘要本譯之,繁重處雖刪,而絕不影響于菲氏真面目……嗚呼!菲氏之言,既己藥亡國破家之德國而大收其效矣,吾國人誠有意于求苦口之良藥,其在斯乎?!彼J為費氏在演講中闡述了民族復興的三個重要原則:第一,在民族大受懲創之日,必須痛自檢討過失;第二,民族復興,應以內心改造為重要途徑;第三,發揚光大民族在歷史上的成績,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按巳瓌t者,亦即吾國家今后自救之方策也。世有愛國之同志乎!推廣其意而移用之于吾國,此則菲氏書之所譯也。'1932年7月20日起譯稿開始分五期(即從第1卷第3期到第1卷第7期)在《再生雜志》上連載,并于年底集結成書,由再生雜志社正式出版。張君勱的好友教育家瞿菊農和哲學家林志鈞分別為該書作序?!斗葡5聦Φ乱庵緡裰v演節本》出版后“頗受人們歡迎,不久即銷售一空。翌年春夏,又兩次再版”。除費希特的《對德意志國民的演講》之摘要本外,《再生雜志》還先后發表了《中華民族之立國能力》(第1卷第4期)、《民族復興運動》(第1卷第10期)、《民族文化與民族復興》(第1卷第11期)、《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第2卷第2期)、《十九世紀德意志民族之復興》(第3卷第1期)、《民族命運之升降線》(第3卷第2期)等一大批宣傳和探討民族復興的文章。

  這些文章的發表,尤其是費希特的《對德意志國民的演講》之摘要本譯文的連載,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正是在張君勱和《再生雜志》的推動下,知識界形成了一個介紹費希特民族復興思想的小高潮,初步統計,僅《東方雜志》《國聞周報》《時代公論》《教育雜志》《再生雜志》和《大公報》等報刊發表的費希特《對德意志國民的演講》之譯文(節譯或摘譯)或介紹費希特之民族復興思想的文章就達23篇之多。而費希特民族復興思想的大量介紹,對于九一八后民族復興思潮的形成是起了促進作用的。因為費氏《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演講》講的便是德意志民族面臨外族入侵的歷史關頭如何實現民族復興的問題。既然德意志民族面臨外族入侵能夠實現復興,那么同樣面臨外族入侵的中華民族為什么就不能實現民族復興呢?張君勱在《十九世紀德意志民族之復興》的演講中就指出:“東北四省失陷以后,國人對于中國前途,表示無限的失望,無限的悲觀,好像中國便由此一蹶不振了。其實,我們不必失望,更不用悲觀,只要能夠在大失敗大挫折之后,肯努力的振作,一定可以有復興的希望。這種情形,歷史上不乏先例。遠的不必說,即以最近百年來德意志復興為例,看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以及其復興之途徑?!倍M希特的民族復興思想對于德國一再復興的作用,也得到了許多知識分子的肯定。奮勇認為:“在社會腐化,元氣啄喪,政治受人支配,國土喪失大半之秋,費氏苦心孤詣,倡為新教育之說,有如暮鼓晨鐘,發人猛醒,使德意志民族,一心一德,以復興國家為職志……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受軍閥的禍,雖見敗于協約等國,然而于財盡力竭的當時,仍能保持其國家的人格,數年后又能以國民的努力,恢復國際的聲譽,此亦不能不謂費氏新教育運動的效果了?!焙乱珫|強調:“費希特的精神講演,為德意志民族復興的根本力量,為戰敗法國最有力的利器?!狈彩菍M希特的愛國救國行動有所知曉的人,無不稱頌他對于德國復興所做出的偉大貢獻,費氏民族復興思想影響下的德國所取得的成功,無疑對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是一劑良藥。吳其昌在《民族復興的自信力》一文中就寫道:“我常常這樣地想,也常常這樣地問:——問一切一切的人,也自問自己——在菲希特以前的德意志,法國鐵蹄下的德意志,在馬志尼以前的義大利,奧國控制下的義大利,和現在的中國,被我們的‘友邦’鐵蹄控制下的中國,比較起來情形相差能有多少?也許惡劣或較我們過之,然而他們竟能夠漸漸變成以后的及現在的德、義。我們中國經此大難,到底是不是也有躍起怒吼的一天呢?我的答案是:德、義是‘人’,我們也是‘人’,這個‘人’所能做得到的,那個‘人’自然也一定能做到?!蔽覀儾殚?0年代初中期的報刊就會發現自費希特的《對德意志國民的演講》(及摘要)被翻譯為中文后,中國的思想界特別重視對德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研究,試圖從德國的復興史中借鑒成功的經驗。與此同時,使用“民族復興”一詞的頻率明顯增多起來。

  至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他們于孫中山逝世后,便繼承了他在1924年《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演講中提出的“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的民族復興思想,尤其是以孫中山思想正統的繼承者和闡發者自居的戴季陶,在這方面起的作用尤大。1925年夏,亦即孫中山去世不久,戴季陶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極力強調文化自信力的恢復發揚對于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我們要復興中國民族,先要復興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這一個自信力,才能夠辨別是非,才能認清國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夠為世界的改造而盡力?!本乓话耸伦兒?,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和政治危機,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取得合法性,同時加強對社會輿論的引導和控制,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對宣傳民族復興思想更為主動積極,尤其是蔣介石,可以說是不遺余力。1932年4月11日,他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發表題為《復興中國之道》的演講,初步闡述了他的民族復興思想。他指出,我們今后所要研究的問題是,“我們在此內外夾攻之中,如何才可以復興民族、完成革命的問題”。他認為,要完成未竟的革命事業,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新國家,沒有一定的準備工作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沒有做準備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長久,反攻更不可能,這樣我們就沒有獨立的日子了”。他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于1936年爆發,那個時候將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中國國民能在大戰爆發之前做好抗日的準備,那么中國國民“就可以從世界大戰中建立出一個新的中國,就可以在國際上得到獨立平等,就可以富強,就可以復興”。隨后他又先后發表了《復興民族之要道》(1934年2月5日)、《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1934年2月12日)、《東亞大勢與中國復興之道》(1934年3月5日)、《抵御外辱與復興民族(上)》(1934年7月13日)、《抵御外侮與復興民族(中)》(1934年7月20日)、《抵御外侮與復興民族(下)》(1934年7月24日)、《四川應作復興民族之根據地》(1935年3月4日)、《全滇民眾應負起復興民族之責》(1935年5月12日)、《建設新云南與復興民族》(1935年5月13日)、《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1935年5月19日)、《御侮與復興之基本要道》(1936年1月24日)、《民族復興之路》(1936年5月25日)、《復興中華》(1936年9月9月)等一系列以“民族復興”為主題的演講,就他的民族復興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系統闡述。概括蔣介石的觀點,有以下幾個方面內容: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實現民族復興;第二,實現民族復興,首先要恢復固有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第三,實現民族復興,要大力發展教育、經濟和建設國防;第四,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全黨(國民黨)全民都要絕對服從他的領導。

  蔣介石有關民族復興的言論,得到了其他國民黨要員的響應和配合。陳立夫對蔣介石的“實現民族復興,首先要恢復固有的民族精神”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發揮。他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適應性、生存性很強的民族,具有優良的民族性。中國之所以會淪落到今天幾乎亡國的境地,是因為“民族精神之消沉與國魂之喪失”,特別是與中國競爭的國家“富于民族性及具有國魂”,其團結力、組織力均強于中國。因此“我們現在要救中國,必須先從恢復我們固有的民族性起”。那么民族性是什么呢?他認為,民族性就是一個民族適合生存的幾種精神方面的特殊條件,表之于外面就是通常所說的民族的精神,恢復了民族精神,就能光大民族性。而要恢復民族精神,須先恢復民族的自信力。要恢復民族的自信力,就要認清民族精神的原動力,“原動力為何?曰誠是也”?!罢\”既是民族精神的原動力,也就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原動力。因此,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前提,“能建設中國文化,才能談到復興民族”。邵元沖認為要實現民族復興,雖然要注重精神建設或心理建設,但更要注重黨的建設。因為自從孫中山建立興中會以來,國民黨(前期是同盟會)人為實現民族復興奮斗了很久,但是一直沒有成功,除了帝國主義的迫害和反革命勢力的侵害之外,黨的內部“意志和行動不能統一,所用的力量不能用在該用的地方,不能盡量把力量在有效方面去努力,不能夠把非必要的精神力量減省下來,做有效的工作,更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一些地方實力派也紛紛發表文章,提出他們的民族復興思想及其具體建議,如閻錫山的《復興民族須先復興發展富強文明的原動力》、李宗仁的《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張學良的《中國復興的前途》、馮玉祥的《復興民族的基本方策》、傅作義的《用鮮血爭取民族復興》、余漢謀的《國民經濟建設與民族復興》等。

  隨著民族復興思潮的形成,知識界圍繞中華民族有無復興的可能和如何實現復興這兩個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盡管因知識結構、政治背景以及所擅長的專業不同,人們的認識千差萬別,但他們都認為只要發奮圖強,中華民族就一定能夠實現復興。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于幫助廣大國民樹立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信念是有積極作用的。(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鄭大華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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