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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科學視域中隱喻的表達與理解
2020年06月23日 08: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05期 作者:黃華新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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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隱喻作為20世紀認知科學的三大重要議題之一,在認知機制的探索方面受到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自然語言處理等多個領域的廣泛關注。從認知符號學的角度重新審視隱喻的表達和理解,隱喻被視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符號。由于隱喻表達的是非字面性含義,所以不能簡單地將語形和語義分別對應符形和符釋,而需要在考慮認知環境和心理過程的基礎上,形成一個多級符號鏈來完成解讀。從情境語義學的信息流觀點看,隱喻符號解讀的過程實質上依賴于信息的流動,一方面它由特定的隱喻概念給出制約,實現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橫向信息流動,另一方面由語義場給出制約,實現上位概念到下位概念的縱向信息流動。最后,通過重構隱喻表達和理解的信息流可以發現,隱喻信息的加工突出體現了思維的關聯性、整體性、發散性和獨特性,且這些屬性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

  關鍵詞:隱喻; 認知符號學; 情境語義學; 信息流;

    作者:黃華新,浙江大學哲學系/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漢語隱喻的邏輯表征與認知計算”(18ZDA290)階段性成果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隱喻一直因其獨特的修辭功能而深受重視。到了20世紀,學者們開始逐漸認識到,隱喻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更是一種基本的認知方式,這一隱喻研究的認知轉向使得研究者對日常隱喻有了更多的關注。萊考夫和約翰遜(G. Lakoff and M. Johnson)曾指出,“隱喻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們慣常的概念體系,我們的思維和行為,在本質上都是隱喻性的”。1如“人生是一場旅行”這樣的表達,它通過為人們所熟悉的概念“旅行”來解釋較為抽象的概念“人生”,使人們可以聯想到“遇到坎坷”“走了彎路”“暢通無阻”等含義,從而更具體地理解和把握“人生”這一描述對象。正是這種對隱喻認知價值的重新審視,構成了當代認知科學的三大重要發現之一。2

  1936年,理查茲(I. A. Richards)將對隱喻的探討從單純的語言現象轉移到了思想層面,認為隱喻的機制是兩個并置概念在互動基礎上生成新的意義;3此后,布萊克(M. Black)發展了理查茲的“互動論”,認為隱喻話語的加工是通過將一組由次要主詞得到的“相互關聯的隱含”投射到基本主詞上來實現的。41980年,《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出版,標志著著名的概念隱喻理論的誕生,該理論認為隱喻的本質是兩個認知域之間的互動形成的跨域映射,自此隱喻研究進入了全新的認知研究階段。概念隱喻理論揭示了隱喻在認知中的基礎性地位和系統性框架,但也正是由于過于強調認知的固有框架,該理論對日常交際中所使用語言的語義以及語用因素的重視不足,對實際語境中靈活多變的隱喻表達解釋力不強。具體而言,概念隱喻中的概念映射是一個從源域到目標域的函數f:S→T(其中S為源域,T為目標域,對于任意b∈S,有唯一的a∈T與之對應)。它通過源域和目標域中對應元素的映射關系,表征源域中的空槽(slot)、關系、特征、知識與目標域中相應的空槽、關系、特征、知識的一一對應。5這種映射關系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類比推理,其基本模式是“A具有性質a,b,c,d;B具有性質a,b,c;則B具有性質d”,即前提中需要先有一系列的相同性質存在,才能由此推出一方擁有的性質也為另一方所有。但對于日常交際中的隱喻理解,類比推理的前提過強,說話人表達和聽話人理解時可能都只對源域中的幾個性質進行了關聯和突顯,不一定完成源域和目標域內部要素的一一映射。

  隨著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學者們對信息搜索和提取進行了持續深入的探索???M. R. Quillian)通過對人類記憶的研究,認為記憶的儲存依賴于概念間復雜的聯系,并由此提出了語義網絡的概念;6西蒙斯和布魯斯(R. F. Simmons and B. C. Bruce)用語義網絡中的節點表示對象和概念,邊表示節點之間的關系,將語義網絡轉化為謂詞邏輯演算。7而隱喻因其表義的間接性,對信息的獲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0年以來,學者們陸續提出了各種處理隱喻的計算理論和模型,如馬丁(J. H. Martin)提出了基于知識的隱喻解釋、描述和獲取系統MIDAS;8斯坦哈特(E. C. Steinhart)利用擴展的謂詞邏輯,給出了一個基于可能世界語義學的隱喻結構理論及其計算模型NETMET;9巴登(J.Barnden)結合隱喻與信念推理關系的研究,建立了一套基于規則的隱喻推理系統ATT-Meta;10內海(A. Utsumi)采用一種語義空間模型對隱喻的理解過程進行了計算模擬。11隨著近年來深度學習技術的蓬勃發展,比佐尼(Y. Bizzoni)等利用詞向量強大有效的表征能力結合基礎神經網絡架構來處理隱喻,在名詞性隱喻和形容詞性隱喻的識別任務上取得了較好的效果;12雷(M. Rei)等通過有監督的語義相似網絡進行隱喻識別,以在網絡中添加門控機制的方式完成了語義特征的提取。13

  這些研究從語言認知、語義計算等視角對隱喻的生成和理解作了多維度、深層次的分析,讓我們認識到隱喻在人類認知中的重要作用和對其進行表征的可能性。而在當下的數字化時代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信息被編譯為不同類型的符號,符號化傳播已經逐漸成為信息交互的主流形式。隱喻本身也是一種符號現象,可以是語言符號,也可以是圖像或聲音等形式的符號。所以,我們進一步以具有元學科性質的認知符號學為切入路徑,嘗試對隱喻表達和理解中一系列復雜的認知過程給出一個相對完整的符號學解釋框架。從以皮爾斯(C. S. Peirce)為代表的符號學視角看,隱喻表達和理解的過程也就是符號生成與解釋的過程。盡管利科(P. Ricoeur)認為,隱喻研究不能“通過將話語語義學還原為詞匯實體的符號學來完成”,14但他所要強調的僅僅是隱喻語詞不能簡單地作為語言符號解釋為字面義,并不是否認將隱喻作為符號進行解讀的可能性。這也恰恰說明,在隱喻這一特殊符號的解讀中,非字面的語用因素起著關鍵作用。我們認為,認知主體、認知語境、心理過程和符號鏈是其中必須重點考慮的要素。同時,以不同的符號要素為切入點所進行的隱喻分析也存在很大差異:從符形的多樣性角度看,隱喻既可以通過語言形式呈現,也可以通過融合了圖形、聲音、表情、動作等的多模態符號表達;從隱喻的認知主體看,不同主體(人類、機器、人機結合)的理解情形也各不相同。

  本文主要討論以人為主體、以自然語言為載體的隱喻形式,從符號和信息傳遞的角度重新審視其生成和解釋,對概念隱喻中簡化了的部分進行補充和修正,分析和構建隱喻表達者和理解者在隱喻符號生成與解釋時所涉及的推理過程。具體探討如下三個問題:(1)在將隱喻語言視為符形時,字面含義和語用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形成符號鏈?(2)如何模擬隱喻符號交際中,交際雙方所完成的信息傳遞與獲取?(3)隱喻符號認知的信息加工過程反映出思維的哪些屬性,這些屬性在隱喻表達和理解的過程中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一、隱喻的符號學構建

  皮爾斯曾指出,我們所有的思想與知識都是通過符號獲取的。15可以說,人們對于事件的認知就來自對事件所涉的情境符號的解讀。皮爾斯的符號“三元說”理論將符號定義成這樣一種事物,它一方面由一個對象所決定,另一方面又在人們的心靈中決定一個觀念(稱為解釋項),符號與其對象、解釋項之間形成了一種三元關系。16其中,符號形體與符號解釋項之間的關系稱為“意指”,與表達對象之間的關系稱為“指稱”,相互關聯的三者就構成了一個“符號三角”。

  皮爾斯認為,從符號本身到符號解釋是一個心理過程,某個符號會在接收者的頭腦中創建另外一個新的或更為復雜的符號,新創的這個符號就是初始符號的解釋項。17由此看來,對符號的解釋通常不是一步完成的,外界信息輸入后,符形與符釋會在心理層面不斷交替轉換。這一過程涉及一系列復雜的語用因素,我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認知環境、心理過程和符號鏈。

  1.認知環境

  隱喻所包含的非字面義要被表達和理解,離不開對語言自身以外的因素的綜合考慮??穫?L. Cameron)等人指出過,“在特定的語言使用環境中研究隱喻語言,需要將認知和社會文化聯系起來?!?8社會文化、交際語境以及皮爾斯所提到的符號認知主體等作為影響隱喻符釋的外在因素,本身都具有復雜的內在結構,只有接受了特定社會文化且處于特定交際語境中的理性認知主體,才能進行隱喻交際而不會簡單地認為該語句為假,我們可以將上述三者統一視為“認知環境”的組成部分。

  “認知環境”這一概念來源于關聯理論,斯珀波與威爾遜(D. Sperber and D. Wilson)在《關聯:交際與認知》中給出的定義為:19

  (1)某事實在某時對某人顯明,當且僅當在此時能夠對該事實作心理表征并接受該表征為真或可能為真。

  (2)個人的認知環境是對其顯明的事實的集合。

  所謂“顯明”就是被感知或被推出,一個人的全部認知環境值是它能感知或推出的事實的集合。這一定義與通常將外在信息作為自變量、主體認知作為函數的思想不同,它將一個人的認知環境作為其所處的物質環境及其認知能力兩者的函項,20本質上是把外在信息和內在認知都視為影響因素,共同決定一個事實是否能被主體所接受。這樣,一個人在認知過程中所能調用的就不僅是外在的信息,還包括他有能力進一步推出的全部信息。認知環境函數所具有的“感知”和“推出”這兩種功能,都為理性主體所具有的基本認知能力,“感知”將外在信息轉化為內在信息,“推出”在已有內在信息的基礎上產生新的內在信息。外在信息包括交際情境中的說話人、聽話人、時空等語境所提供的信息;內在信息指主體所接受的信息,包括主體的背景知識和被主體感知及推出的知識,它集中體現了不同認知主體的差異。隱喻理解不同于字面義理解之處就在于,不同主體和語境輸入認知環境函數后將激活不同的認知圖式,得到不同的認知結果。

  2.心理過程

  要用“符號三角”構建隱喻符號的解讀過程,最簡單的做法似乎是對隱喻語句的要素進行拆解,將喻體作為符形,本體作為對象,隱喻理解相應地視為從符形到特定符釋的意指過程。這樣做的問題是:一方面它仍然把隱喻理解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令其在符釋上實現,而沒有說明這一理解是如何進行的;另一方面,當隱喻語句不同時出現源域和目標域時,本體和喻體呈現不清晰,就無法得到完整的“符號三角”,似乎也意味著理解無法順利進行。產生上述困難的原因是,隱喻依賴的不一定是已有信息提供的知識,還可能是從這些知識推出的新知識。在日常交際中,大量隱喻概念已經固化在人們的認知中,這樣的知識可以不在文本中顯性存在;另外還有一些新奇隱喻的源域和目標域之間關聯性不強,需要有與兩者相關的其他概念作為連接。這些隱喻的表達和理解過程都不能一步完成,而需要包含長度不一的心理推理過程。

  在符號的三要素中,符釋是一個只存在于主體認知中的抽象存在,由符形到符釋的意指過程是一個認知加工的心理過程。符號解讀所經歷的心理過程,也就是認知環境的生成過程,它依賴于認知主體的知識和外界提供的信息?;谏衔膶φJ知環境的說明,我們把作為理解結果的認知事實遞歸地定義為滿足如下條件的最小集合S,其中s為外在環境信息,c為主體認知能力,f為認知環境函數:

  (1)f(s,c)∈S;

  (2)如果t是認知事實,則f(t,c)∈S。

  隱喻概念本身和非最終階段的解讀都可以作為語境的擴展或新的前提,來改變初始語境提供的蘊涵并引發另一些新的蘊涵。21也就是說,外在信息和主體認知能力輸入認知環境、獲取認知事實的過程可以重復,新的事實信息和認知能力可以繼續輸入,不斷推出新的事實。

  心理過程集中反映在意指過程中,意指的實現依賴于對符形的理解,將一個符號視為何種類型的符形影響著意指得到何種符釋。如皮爾斯曾將符號劃分為像似符、指示符和規約符:像似符和對象存在實體上的相似性;指示符與對象存在著某種因果聯系;規約符最初與對象的聯系帶有任意性,而在一個社會群體中被固定下來之后又具有穩定性。外在和內在信息首先會共同影響主體對符號類型的判斷,然后基于該判斷所確定的符號類型將作為新的知識存在于認知環境中,引導不同的心理過程。也就是說,當主體判定一個隱喻表達是某種類型的符號后,會根據該類符號的特征尋找與之相似或相關的對象。

  3.符號鏈

  現代隱喻理論普遍認為,隱喻不僅僅是詞(符號形式)的替換,更重要的是概念系統之間的互動。由上述關于心理過程的分析也可見,很多情況下隱喻理解不是一步完成的,它需要將認知得到的事實作為新信息來得出新的事實。從符號學視角看,這說的就是,符號的解釋本身可能成為解釋者頭腦中新的符號形式,以此類推下去,形成一個符號的鏈條。

  我們可以將隱喻語言從符形到符釋的意指過程展開為一個多級符號鏈。初始符號為完整的隱喻表達,主體在交際中結合動態語境進行選擇和調整,通過符號推理轉碼得到與語境相容的解釋。具體而言,第一層意指過程依靠的是語言的群體約定,一個隱喻概念經由說話人表達后,就成了聽話人需要解讀的符號,其符釋是語句的字面義,對象是該字面義所表述的事態(比如“時間是資源”這一隱喻表達,直接按字面義理解為“時間是一種可利用的自然物質”)。但通常情況下,隱喻表達會與常識相違背,使得字面義表述的事態在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為空,即與語境產生了沖突(此處,現實的自然界不存在“時間”這樣一種具有某種用途的物質實體)。這種沖突會構成語義抑制,迫使聽話人將符釋作為新的符形,繼續延伸符號鏈。第二層級的意指主要考慮說話的背景信息,在進一步對以字面義為符形的符號進行解釋時,通過排除與當前語境產生沖突的要素得到一個可相容的語義解釋,相應的對象是作為現實世界一部分的事態(此處排除“物質實體”一類的性質,而保留“有價值”一類的性質)。當然該解釋仍然可能包含過多的信息,呈現為一個比較含混的符號,此時就需要第三層意指對交際過程中的信息進行提取并支持推理,一般可以通過搜索上下文關鍵詞繼續對符號進行進一步的解釋(如果“時間是資源”后還有“我們要節約它”的描述,則根據“節約”的語義,突出資源的有限性和珍貴性)。最終得到的上下文相關的限制性相容語義,就是該隱喻在當前語境下所能達到的充分理解。符號鏈的基本形式如圖1所示。

  圖1 隱喻語言理解的符號鏈

  二、隱喻認知中的信息流

  信息是宇宙中與物質、能量并列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是事物結構和秩序固有的測量方式。22信息在事物之間的流動形成信息流,使得某一事物可以傳遞另一事物的信息。一句話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給出了幾種事物之間的信息傳遞關系,如“有煙就有火”,其意義在于揭示了“煙”與“火”之間的信息傳遞,當主體得到“有煙”的信息,也隨之得到了關于“火”的信息。符號的本質就是信息的載體,通常當一個事物在自身的聲音形態等屬性之外還包含關于其他事物的信息時,才能稱之為“符號”,比如“煙”可以作為代表“火”的符號。如果以信息為基本單位看上述符號推理,可以認為其背后的支持因素就是符號之間的信息流動。

  20世紀80年代,巴威斯和佩里(J. Barwise and J. Perry)以信息流思想為核心提出了情境語義學(situation semantics),認為自然語言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表達真值,而是傳遞關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因此語句的外延意義不是真值,而是句子所描述的情境。語句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一個情境包含關于另一個情境的信息,且根據情境類之間的制約關系,可以從一個情境類型推出另一個情境類型。

  情境語義學中,話語的解釋被認為是若干信息元(infon)的匯集。構成一個信息元的基本要素包括:個體(individuals)、關系(relations)、時空場點(space-time locations)和極性(polarity)。這就是說,一個“某時某地某個體(或某些個體)具有某性質(或某關系)”的事實就構成一個基本信息單位,基本信息單位的合取或析取構成復合信息元(compound infons)。一般地,人在認識事物時不需要也不可能知道關于它的一切,所以與可能世界語義學中承認的完整世界和全部信息不同,情境語義學從一開始就拋棄了這一過強的約定,它所定義的情境只考慮現實世界中被認知主體關注到的那部分信息。情境和信息都是獨立的實體,情境可以支持也可以拒絕信息。給定一個情境s和信息元σ,s支持σ說的是該信息元在情境中被滿足,記作sσ,sσ當且僅當σ∈s。除了對一個具體情境進行描述,有時我們也需要描述缺少或忽略某些要素的抽象情境。為達到這一表達效果,情境語義學引入了“類型”(type)的概念。類型是對具體情境的擴充,它既可以包括真實的個體、場點和關系,也允許個體未定量、場點未定量和關系未定量等自由變元(通常表示為a˙,l˙,r˙)。

  信息的更替依賴于制約?!爸萍s”(constraints)是情境語義學的一個核心概念,巴威斯和佩里認為“制約關聯產生意義,適應制約就使生活成為可能”。23情境類型之間的系統性制約是一個二元關系,它允許一個情境類型包含另一個情境類型的信息,而只有適應了該制約,才能從當前情境跳轉到另一情境,實現信息的流動。因此當我們說一個對象有什么意義時,實際上我們是在討論涉及該對象的情境所屬的情境類與另一情境類之間的制約關系,即由一個類型S可以得到另一類型S′,記為C=[S?S′]。

  可見,情境語義學以信息描述為基礎,將主體、時空等超語義要素加入到語義的刻畫中,這與認知符號學對認知主體、認知情境的考慮在思想上高度一致,但兩者在具體處理上有所差別:符號學將這些因素視為外在因素,對語義產生影響,而情境語義學將這些因素作為信息的組成部分,它們本身就處于語義之內。我們可以將上文圖1所描述的隱喻符號鏈在情境語義學的框架下作進一步的解釋,來反映隱喻交際中的信息傳遞。其中主體感知到的現實世界的部分是情境,交際中通過語言傳遞的是信息。上述符號鏈的形成依賴于兩種不同類型的制約,它們分別引導了兩種不同的信息流動方式——橫向的信息流動和縱向的信息流動。

  理解一個具體隱喻表達的關鍵是對隱喻概念的接受,主體只有接受了該隱喻概念,才能恰當地理解它所派生出的具體含義。如“你在浪費我的時間”“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時間”“值得你花時間嗎?”這樣的隱喻表達都需要建立在接受“時間就是資源”這一隱喻概念的基礎上。隱喻概念是對源域和目標域的確認,如果A為目標域,B為源域,隱喻概念就可以表示為“A是B”,但這類語句擁有很強的概括性,相應地也有很強的模糊性,因此通常不會孤立存在,而是和有具體指向的隱喻語句同時出現。當隱喻概念在語句中出現時,直接將其視為符形。而在一些固化的死隱喻中,隱喻概念已被默認為雙方認知中都存在的預設,而不再出現于文本或交際中。如果隱喻概念不出現,說明它普遍存在于人們的認知中,主體在接受一個具體的隱喻語句時有能力調用相應的隱喻概念,并將其作為符形。接受者對該符形進行認知,得到的符釋是從字面義中提取的信息元。但由于“A是B”的字面義為假,現實情境不支持該信息元,所以需要進一步延伸符號鏈,將信息元作為新的符形,該符形意指一個情境類型間的制約關系,它規定,如果存在情境類型滿足x是A,則可以得到另一個情境類型滿足x是B,給出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橫向信息流動。接著,把概念域視為由核心概念生成的語義場,對源域和目標域進行概念到子概念24的信息遷移,通過義素包含關系形成的制約來實現縱向的信息流動。比如,我們由“資源”這一概念可以分解出“有價值”“用于交換”等多個義素。主體運用他所掌握的百科知識,就能在他的認知范圍內建立起制約關系。當然,每個概念都處在一個開放的語義場中,也就會產生無窮多個制約關系。如果隱喻表達不是以孤句形式存在的,則通過搜索上下文的關鍵詞,可以獲得新信息來增加對情境的制約,減少情境所能支持的信息。

  對于概念意義的表達,科林斯和奎廉(A. M. Collins and M. R. Quillian)從計算機有效提取信息的角度提出了具有層次性的語義網絡(semantic network)結構模型,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表征理論之一。其基本觀點是,當一個人閱讀和編碼某個陳述時,相應的概念就被激活,并沿著網絡結構中的連結擴散。當兩個激活源相交,則被證實所陳述的是真實的。25我們可以通過構造隱喻認知的語義網絡,進一步表征上述認知過程中的信息流動,與通常的圖(graph)的定義類似,我們將隱喻認知語義網絡的結構表達為一個有向圖G=,其中V為節點集,每個節點是一個概念,E=E′∪E″為邊集,表示概念間的關系。在隱喻的語義網絡中存在兩種關系,關系E′由隱喻概念給出,描述目標域與源域之間的信息轉移,因此規定E′的起點和終點都必須是根節點;關系E″來自范疇的歸屬,每個概念的義素就是它的子節點。制約關系提示的是隱喻語義網絡中信息流動的方向:由隱喻概念給出的制約可以實現信息在源域和目標域之間流動;由范疇歸屬所給出的制約可以得到語義場中向下分解和延伸的義素,最終從一個模糊的概念域得到某些具體的性質。

  語義網絡的建構方式與概念隱喻理論密切相關,概念隱喻的跨域映射在語義網絡中整體表現為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橫向信息流動,但兩者并不相同。首先,在經典的概念隱喻理論中,只有從源域到目標域方向的映射,而在這里,由制約關系給出的兩域之間的信息流動是雙向的:對于說話人而言,信息的流動方向為從目標域到源域,即為了說明某一事物而尋找恰當的載體,具體表現為一個節點同時是源域和目標域的后輩節點,或者說,正是因為兩個概念域節點存在相同的后輩節點,才使它們有可能構成隱喻。與之相反,聽話人從說話人或自己的認知中調取隱喻概念并提取源域和目標域后,需要以源域的核心概念為出發點,向下延伸不同的性質分支。通過搜索下文,新出現的源域關鍵詞可以對現有的圖進行限制,使明顯語境無涉或與目標域產生矛盾的部分性質不再向下延伸。當由源域延伸出的概念序列里出現與目標域相關的描述時,就將這一概念及其子概念整體遷移到目標域中,成為目標域下的子概念,即實現將源域中的信息轉移到目標域中的意圖。其次,在概念隱喻中,源域和目標域間的概念映射是平行結構的,源域中的對象和關系分別投射到目標域中相應的對象和關系上。但在日常交際的多數情況下,隱喻的表達可能不會產生全面的隱喻思想,而是基于過去和現在的環境,受到部分隱喻概念或多個相互作用的隱喻概念的影響。26此時隱喻體系并不建立在清晰的一一對應關系上,而只是對源域的幾個性質進行了關聯和突顯。因此,在我們的語義網絡中,源域分支上的性質不是與目標域的分支性質相關聯,而是直接遷移到頂層的目標域概念下,其思想基礎更接近于認為隱喻是通過源域來突顯目標域中某些特性的范疇歸屬理論。此外,相較于概念隱喻的跨域映射,這樣構造的語義網絡中,關聯性的建構是在不斷搜索的過程中完成的,因此可以呈現隱喻推理的動態性。下面通過一個例子來呈現隱喻交際雙方的語義網絡:

  做企業就是打仗,我們要努力培養出具有雄才大略的將領和訓練有素的士兵,提升我們的整體作戰水平。

  首句的隱喻概念“做企業就是打仗”,給出了目標域到源域的橫向信息流動,它通過情境類的制約關系建立了“做企業”和“打仗”的聯系,該制約下的信息流動保證了“做企業”的性質可以用“打仗”的性質來描述;從縱向上看,說話人表達這句話的目的是傳達關于“做企業”的看法,其信息可以從“做企業”到一系列隸屬于“做企業”概念的子概念,類似于說明一個概念的內涵。如果語句意欲表達的是做企業的屬性A,B,C,那么從目標域轉移到源域后,在源域“打仗”的后輩節點中也相應地可以找到A′,B′,C′,使得A′=A,B′=B,C′=C,說話人通過描述A′,B′,C′就能表達所要傳達的含義。圖2所示為說話人的語義網絡及形成網絡的兩種信息流,其中虛線箭頭為信息的橫向轉移方向,實線箭頭為信息的縱向轉移方向(下文類似)。

  圖2 說話人的隱喻語義網絡及信息流動方向

  聽話人的理解過程與說話人的表達過程在橫向信息流上方向相反。假設聽話人是合作的,則他首先必須接受頂層隱喻概念“做企業就是打仗”。根據這一隱喻概念,“做企業”是論元,“打仗”是謂詞,即需要通過“打仗”來理解“做企業”。那么就需要進一步對“打仗”進行理解,這依賴從一個概念到它的一系列子概念的縱向信息流動。根據下文給出的關鍵詞“將領”“士兵”和“整體作戰水平”,重點關注有關的分支。但這些子概念中,仍然不存在與“做企業”有直接聯系的概念(企業沒有將軍、士兵,不會進行作戰)。因此繼續對子概念進行分解,如“將軍”的義素包括“領導者”,這是與目標域相關的節點(企業擁有領導者),就建立它與目標域的關系,使目標域獲得該節點及其后輩節點的性質。圖3所示為聽話人的語義網絡及形成網絡的兩種信息流。

 

  圖3 聽話人的隱喻語義網絡及信息流動方向

  三、隱喻認知的思維屬性

  我們在符號學框架下探討了隱喻認知中字面義以外的要素所起的作用,給出了隱喻推理的符號鏈;然后基于信息流思想重構了符號鏈中意指所涉及的信息流動,并通過語義網絡呈現了隱喻的模糊表達與動態理解。由這些分析可見,對隱喻信息的加工會比對字面信息的加工更復雜,除了擁有基本的信息提取能力,還需要激活一些非常規的信息。這些特殊的信息激活反映了隱喻表達和理解所必需的思維方式,我們將其概括為關聯性、發散性、整體性和獨特性。

  1.關聯性

  對隱喻機制進行解釋時,一種基本的觀點是,隱喻的生成和理解基于事物之間的相似性。但正如利森伯格(M. Leezenberg)所說,相似性的概念顯得太寬且太弱:太寬是因為兩個物體之間具有無限多的共同特征;太弱是因為它不能說明不同類型物體間的那些比喻性的相似性。27也就是說,在表達中,兩個事物之間固有的相似性可以不被關注,而本來不具有的相似性可以被隱喻所創造。概念映射不僅利用相似也創造相似。

  大量研究表明,人在思維過程中激活的認識是有限的、特定的,28這些激活的信息與初始信息存在著關聯。情境語義學的基本觀點也認為,日常語言表達的主要目的是傳遞關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而不是表達真值,它通過描述“制約”關系來構建關聯性。反映在上文具體的隱喻認知模型中,橫向和縱向制約都非基于相似性,而是基于由隱喻概念和范疇歸屬實現的關聯性。

  無論是源域和目標域之間還是概念和子概念之間的制約,都遵循關聯理論所揭示的兩個核心限度條件:最大關聯和最佳關聯。最大關聯指用盡可能少的努力獲得最大的語境效果;最佳關聯則是用較小的努力獲取足夠的語境效果。兩個條件相互制約,最佳關聯強調相關性,一個隱喻表達會蘊含相應的隱喻義,如果言者原來并未意圖使聽者推出這個蘊含,他就應該選用其他的語句以排除這個意思;29最大關聯強調省力性,如果一個表達者是合作的,則其選擇的隱喻可以是對既有關聯的突顯,也可以創造源域和目標域之間新的關聯。前者被稱為強關聯,通過突顯對象的性質,降低理解的難度;后者稱為弱關聯,它留給聽話人足夠的空間,在含混的情境下,聽話人按其認知得到語句的非字面義所耗費的心力最小。

  如果按字面義來理解隱喻表達,對象和描述之間會存在不可協調的矛盾,而在默認交際雙方合作的情況下,聽話人仍然會認為這句話是有意義的,使得理解過程所耗費心力無限增加。但隱喻給出的是較為含混的概念域,允許域中的非核心概念進行關聯,這就降低了接受的難度。如“他害怕這段色彩黯淡、業已流逝的,他畢竟可以接受的時日,會突然顯出具體而微、污穢不堪的形態,露出惡魔般猙獰的面目來”,30這句對于時間的描述中至少存在“時間是有色實體”(具有顏色)、“時間是河流”(可以流逝)、“時間是生命體”(具有形態和面目)三個概念隱喻。相較之下,“時間是河流”更為常見,可以歸為強關聯性隱喻,突顯了單向性和持續性這兩個時間和流水的既有關聯。另兩個可以視為弱關聯性隱喻,因為是隱喻表達,實現理解的條件不再僅限于時間滿足有色實體、生命體的核心概念,而可以是概念空間之間存在的某種弱關聯,這就降低了理解所耗費的心力。

  2.發散性

  信息激活路徑的非唯一性表征了隱喻的發散性,即從已知信息沿不同方向、在不同范圍可以產生大量變化的新信息。具體而言,發散性一方面體現為概念隱喻的框架不唯一。對一個事物的描述往往涉及多個方面,這些方面有時無法用同一個概念域涵蓋。當我們不強制把它對應于某一概念框架和情境時,這一隱喻表達允許多個概念隱喻并置,對應不同的概念框架或情境下的理解,且每個隱喻概念獨立統領一個概念網絡。

  另一方面,源域的概念集與目標域的概念集如果全異,則不滿足關聯要求;如果全同,則給出的概念是同一的;如果是包含關系,則一個是另一個的子概念,這三種情況都不能構成隱喻。因此,兩者只能是相交關系,那些只存在于源域的概念同樣可以繼續延伸,在沒有語境限制的情況下,新概念會隨著分支的增加而不斷增加。雖然我們最終能在一些節點上找到可以遷移的概念,但如果該路徑的長度很長,從結果來看,就產生了類似于將原本源域具有而目標域不具有的概念加入目標域中的效果,實現了一種創造性的發散。比如白巖松在第11次G20峰會時解釋數字“11”說:11=合作,標志著1+1>2,強調合作共贏;11是一支足球隊,必須要完成整個隊伍的聯動,而且還要包容;11=行動,G20應該向行動派轉變;11延長之后就變成了一條路,是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路。這里的每一點解讀之間相互獨立,“11”可以被視為不同類型的符號,構成多個平行的概念網絡;每個點內部的隱喻構建依然是發散的,建立頂層隱喻概念時所判定的符號類型在接下來的推理中不保持。如“11是一條路”是將“11”作為像似符,兩者在形態上相似,但進一步以“路”為符形得到的解釋不一定是與路形態相似的事物,也可以將其作為其他類型的符號得到新的符釋。同樣,發散性的隱喻表達也給予了聽話人更大的理解空間,通過將其視為不同類型的符號,聽話人也可以得到不同的理解結果。上例中如果將“11”視為像似符,可能理解到“11是一條路”,而視為規約符,才能理解“11是一支足球隊”。符號類型的判定過程融合了分類、聯想、經驗和推理等眾多因素,使主體間的交際具有很強的雙向互動性和明確的目標指向性。31

  3.整體性

  隱喻的整體性,主要體現為隱喻認知所呈現的是一個體系。隱喻不是一個突然出現在人們頭腦中的孤立事件或活動,而是對行動的動態限制,它分布在大腦、身體和現實世界的生態中,32人們通過與身體及身體感官捕捉到的信息進行類比,得到對抽象概念的描述。這些概念根植于思維中,成為人們認識抽象事物的基礎。為保證源域和目標域的清晰性,這樣的隱喻概念一般都可以用“A是B”的結構來表達,從A和B出發,結合日常交際的語境信息,最終會形成一個復雜的概念網絡。說話人和聽話人的信息在該概念網絡中流動,一個概念節點遷移后,所有它所能通達的節點同時遷移,因此目標域得到的是一個性質集,而非某個孤立性質,最后這些概念都在頂層的概念域中得以匯聚,構成完整的圖式。比如當一個人說“市場是大?!睍r,首先整體地思考以“大?!睘楹诵牡恼麄€概念域,想到這句話可能表達市場的兇險,也可能強調其機遇眾多,還可能傳達市場運行規律,進一步地由“大海兇險”的關聯帶動“漁船躲避風浪”“生物競爭”等理解,對整個圖式進行補充。

  同時,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映射往往不是單一的,核心的關聯建立之后,上下文、背景知識、交際語境等語用信息通過關聯性與語義信息進行組合,會對非核心的概念產生遷移的引力,引起更多的概念遷移,甚至對鄰近的非隱喻表達也產生影響,實現更大范圍內的整合和聯動。舉例來說,詩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邊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陽的大海/搖曳著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桿/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食指《相信未來》)中,“手指是海浪”“手掌是大?!钡碾[喻與非隱喻表達中“太陽”“曙光”等關鍵詞,共同完成了“海上日出”這一完整圖景的構造,正是這樣的表達讓“未來”同時擁有了大海所具有的“廣闊”屬性和日出所具有的“希望”屬性。

  4.獨特性

  思維的過程可以想象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移動,是在潛在認識狀態構成的問題空間中搜索出一條獨特路徑的過程。33對隱喻而言,這種路徑的獨特性表現得更為明顯,它既包括說話人的隱喻創作所體現的表達獨特性,也包括聽話人的隱喻解讀所實現的理解獨特性,兩者的生成機制有諸多相似性。如前文所述,不同的外在環境信息和主體認知能力會得到不同的認知事實,對進一步的信息傳遞產生不同的制約。在語義網絡中,這表現為對分支概念取舍的不同,以及最終對焦點性質選擇的不同。一方面,依賴于差異化的主體認知和外部信息選擇,主體最終可能選擇語義場中邊緣概念分支上的語義進行突顯。如“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白居易《琵琶行》),詩句為描寫琵琶聲創造了一系列的新奇隱喻,將無形的樂音比作有形的珠子、流水。這一隱喻表達所選取的幾乎都是源域的邊緣概念,造成了事物之間的懸殊差異。另一方面,長距離的信息遷移也會產生新奇感。當進行自上而下的推理時,推理終點往往不確定,隨著概念分支的長度不斷增加,與根節點概念的偏差也會增加。如“人生是一場旅行”在單獨出現時,并沒有給出人生在何種方面是旅行,也就不存在確定的理解目標,此時聽話人只能從自身認知中接受最基本的制約,因此無法排除選擇“人生要做好規劃”“人生需要留下紀念”等相對特殊理解的可能性。

  在一個最理想的隱喻交際中,說話人和聽話人的縱向信息流應相同,即雙方對每個概念所包含的義素認知相同;區別只在于橫向信息流動方向相反。在這種情況下主要體現的是表達的獨特性。而對于一個模糊隱喻語句,關聯理論指出,“一般來說,潛在寓意的范圍越廣,且聽者在構建這些寓意時所承擔的責任越大,則語境效果的詩意越濃,隱喻也越有創意。在最豐富最成功的隱喻例子里,聽者或讀者可以超越即時語境所涉概念的理解探索,轉而調用多方知識信息”。34因為聽話人無法直接得到回溯概念域的起點概念,所以也只能自上而下地進行推理,這就大大增加了選擇的多樣性。此時,說話人和聽話人都可以選擇邊緣概念或通達路徑較長的子概念,這既體現了表達的獨特性,也體現了理解的獨特性。

  同時值得關注的是,上述四種屬性之間并不是割裂的。根據其相互的支持關系,可以最終將隱喻認知的思維屬性表示為以關聯性為核心,以整體性和發散性為基礎,以獨特性為呈現結果的三角模式,如圖4所示。

  圖4 隱喻三角圖式

  關聯性處于中心位置,是隱喻表達和理解的核心要素。在合作的前提下,說話人和聽話人都會預設雙方所具有的背景知識和認知能力可以使彼此的表達與理解相適應,因此說話人會盡可能選取某一特定場景和目的下關聯度高的性質作為隱喻的紐帶,而聽話人會盡量尋找相應的性質進行匹配。認知心理學的實驗表明,當認知系統提取一個詞匯項目時,會促使與之具有語義或概念上相關的詞匯項目也具有較高的激發狀態。35整體性的構建是部分與整體的關聯,發散性與獨特性也必須建立在可以尋找到關聯的前提下,否則該表達無效。

  整體性和發散性是隱喻表達和理解的基礎,側重于強調認知功能。格式塔心理學的完形趨向律指出,感覺信息可能是片段的、不完整的,但當感覺信息和腦內力場進行相互作用時所引起的認知經驗是完整的、有組織的,36由知覺活動組織形成的經驗整體,將大于部分之和。當隱喻語言作為信息片段激活整個認知經驗時,就觸發了多條認知路徑,這些路徑的延伸最后填充為該概念域下的整體解釋。正是因為說話人用一個隱喻表達的往往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圖式,所以在很多情況下難以找到單一的字面表達與之對應,這實際上也體現了語言使用的經濟性。

  而獨特性更多地表現為新奇隱喻的效果,它依賴于前兩種屬性,更側重強調修辭功能。在沒有背景知識和語境的情況下,源域中的所有概念都可以成為隱喻表達和理解的發散方向。對特殊發散路徑的選擇產生對于對象的不同解釋,如果選擇的是目標域中的邊緣性質,就會形成新奇隱喻,因此獨特性可以作為基于發散性生成的某一條路徑上的結果,也是構成整體性的一個片段。

  結 語

  隱喻作為人類認知的一種基本方式,在人類生活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作為隱喻認知轉向的標志性成果,概念隱喻理論給出的隱喻認知框架具有跨語言性和系統性。但由于該理論對日常交際中的語義和語用關注不夠,它對具體隱喻語句的分析也過于簡單。我們從認知符號學的角度,將隱喻表達視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符號,揭示隱喻表達和理解不同于字面義傳達和接收的、更為復雜的符號推理過程。其中,認知環境和心理過程在該符號構建和解讀的過程中至關重要,這些語言外部的因素使隱喻符號的理解無法僅由一次符形到符釋的意指完成,而需要一個推理的符號鏈,使前一環得到的符釋作為下一環解釋的符形。

  符號鏈給出了隱喻解讀的框架,那么符號鏈中的每一次意指具體是怎樣進行的,一個隱喻語句如何最終得到非字面的解釋?基于情境語義學和信息流思想,我們把隱喻認知機制理解為一定制約關系下的信息流動,表達機制為目標域包含的信息向源域轉移,而理解機制為源域信息向目標域轉移。在語義網絡中看,隱喻涉及的信息流動可區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橫向為頂層的隱喻概念間的關系,給出源域與目標域間的信息傳遞方向;縱向為義素的包含關系,給出概念到子概念的信息傳遞。對于理想的隱喻交際而言,理解語義網絡中從源域遷移到目標域的概念與表達語義網絡中兩域共有的概念是一致的。通過這一對隱喻交際中的信息傳遞和接收的模擬可以發現,隱喻信息加工的過程要能激活與字面義不同的信息,必須反映關聯性、發散性、整體性和獨特性四個相互作用的屬性,我們把它們看成是隱喻表達和理解的思維特性。

  注釋

  1G.Lakoff and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

  2G.Lakoff and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p.1.

  3參見I.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

  4參見M.Black,Models and Metaphors:Studies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

  5G.Lakoff and M.Turner,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63-64.

  6參見M.R.Quillian,“Semantic Memory,” in M.Minsky,ed.,Seman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Cambridge:MIT Press,1968,pp.227-270.

  7參見R.F.Simmons and B.C.Bruce,“Some Relations Between Predicate Calculus and Semantic Net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ashington,D.C.:MITRE Corporation,1971.

  8參見J.H.Martin,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Metaphor Interpretation,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90.

  9參見E.C.Steinhart,The Logic of Metaphor:Analogous Parts of Possible Worlds,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2001.

  10參見J.A.Barnden,“Belief in Metaphor:Taking Commonsense Psychology Seriously,”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vol.8,no.3,1992,pp.520-552.

  11參見A.Utsumi and M.Sakamoto,“Indirect Categorization as a Process of Predicative Metaphor Comprehension,” Metaphor and Symbol,vol.26,no.4,2011,pp.299-313;A.Utsumi,“Computational Exploration of Metaphor Comprehension Process Using a Semantic Space Model,” Cognitive Science,vol.35,no.2,2011,pp.251-296.

  12參見Y.Bizzoni,S.Chatzikyriakidis and M.Ghanimifard,“Deep Learning:Detecting Metaphoricity in Adjective-Noun Pairs,”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Stylistic Variation,2017,pp.43-52.

  13參見M.Rei et al.,“Grasping the Finer Point:A Supervised Similarity Network for Metaphor Detection,”Proceedings of the 2017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2017,pp.1537-1546.

  14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46頁。

  15皮爾斯:《皮爾斯:論符號》,趙星植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1頁。

  16皮爾斯:《皮爾斯:論符號》,第31頁。

  17C.S.Peirce,“Logic as Semiotic:The Theory of Signs,” in R.E.Innis,ed.,Semiotics: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p.5.

  18L.Cameron and G.Low,eds.,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8.

  19丹·斯珀波、迪埃玨·威爾遜:《關聯:交際與認知》,蔣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40頁。

  20丹·斯珀波、迪埃玨·威爾遜:《關聯:交際與認知》,第41頁。

  21丹·斯珀波、迪埃玨·威爾遜:《關聯:交際與認知》,第263頁。

  22K.Devlin,Logic and Inform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下文關于情境理論和情境語義學的概念和記法依照Devlin的版本。

  23J.Barwise and J.Perry,Situations and Attitudes,Stanford:CSLI,1999,p.94.

  24本文所說的子概念指由該概念的義素、義素的義素,以此類推,所得到的所有概念,在語義網絡中表現為該節點的所有后輩節點。

  25劉愛倫主編:《思維心理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0—71頁。

  26R.W.Gibbs,Jr.,“Metaphor as Dynamical-Ecological Performance,” Metaphor and Symbol,vol.34,no.1,2019,p.43.

  27M.Leezenberg,Contexts of Metaphor,Oxford:Elsevier,2001,p.252.

  28劉愛倫主編:《思維心理學》,第45頁。

  29丹·斯珀波、迪埃玨·威爾遜:《關聯:交際與認知》,第262頁。

  30普魯斯特:《追尋逝去的時光》第1卷,周克希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388頁。

  31參見黃華新、馬繼偉:《符號學視域中的博弈“聚點”分析》,《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32R.W.Gibbs,Jr.,“Metaphor as Dynamical-Ecological Performance,” p.35.

  33劉愛倫主編:《思維心理學》,第45頁。

  34丹·斯珀波、迪埃玨·威爾遜:《關聯:交際與認知》,第262頁。

  35John B.Best:《認知心理學》,黃希庭主譯,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0年,第149頁。

  36王鵬等:《經驗的完形——格式塔心理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1頁。

作者簡介

姓名:黃華新 工作單位:浙江大學哲學系/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韓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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