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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形式: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論定位
2020年06月22日 08:0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04期 作者:吳猛 字號
關鍵詞:商品拜物教批判;歷史性;形式分析;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

內容摘要:

關鍵詞:商品拜物教批判;歷史性;形式分析;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

作者簡介:

  摘 要:西方左翼思想家們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重釋”,往往從商品拜物教批判出發,但所獲得的理論成果卻普遍背離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從而未能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化。要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化,就要重新理解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現實運動的基本方式。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并不是對于某種“事實” (不論是“觀念事實”還是“社會事實”)的批判,而是對于價值形式分析的階段性成果,即“通過一般等價物建立的商品世界”所作的進一步的形式分析。作為馬克思形式分析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商品拜物教批判呈現了以歷史性的普遍交換為核心的資本主義表現機制在生產者拜物教和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建構中所起的作用,為更進一步深入資本主義生產領域內部揭示資本主義現實運動的自否性的形式分析設置了路標。對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進行重新理解,為我們澄清了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重要工作原則:一方面要堅持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另一方面要保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超越性理論視野。

  關鍵詞:商品拜物教批判 歷史性 形式分析 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

  作者吳猛,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副教授 (上海200433)。

 

  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面臨的一項重要時代課題,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化,即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視野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把握當代現實運動和回應當代根本問題,從而使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具有當代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已圍繞這一問題做了大量工作,不過迄今為止,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原則尚未得到足夠清晰的考察。這一工作原則問題之所以有討論的必要,是因為如果說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19世紀的歷史性現實運動進行把握所獲得的思想成果的話,那么如何確保這一成果在“當代化”之后仍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就成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由于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要旨是通過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把握現實而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形態的當代化,因此要澄清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原則,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就是考察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把握現實的方式。馬克思在其一生的工作中,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范例。從思想傳播史的角度看,這些范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商品拜物教批判。盡管當代學界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問題的理解有不少差異,卻普遍將商品拜物教批判視為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對現實進行診斷的經典例證。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在當代西方左翼思潮中,不少思想家基于商品拜物教批判建構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這些理論建構是否可能被視為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成功嘗試?如果是,何以商品拜物教批判可以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切入點?如果不是,作為馬克思把握現實運動的重要成果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是否有助于我們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原則?而回答這些問題,也就意味著對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現實運動的方式進行重新探討,對于當代思想而言,這一工作無疑是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重要著手點。

  一、當代西方左翼思想中的商品拜物教問題與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

  一般說來,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思想旗幟的西方左翼思想家,按照對待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其工作大致可被區分為“重釋歷史唯物主義”和“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兩個方向:前者旨在對馬克思的思想材料進行重新解釋,進而重新理解馬克思所表述過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這一方向以盧卡奇為代表;而后者更多地要求“彌補”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的“不足”,“重建”特定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這一方向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第二種方向并不屬于本文所討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問題域,因為就“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口號本身而言,表面上似乎與“歷史唯物主義”有關,但如果仔細分析哈貝馬斯和其他“重建”派思想家的著作的話,會發現他們的理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交集其實只是廣義的現代社會批判,無論是理論出發點還是理論視野都很難被理解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因此,只有“重釋歷史唯物主義”的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工作可被視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化”的嘗試。

  在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重釋”中,西方左翼思想家們的工作又常常涉及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思想,具體說來,就是后者一方面被視為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另一方面又被以各種方式改造為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前提。這一點在盧卡奇早期思想中就有所體現,此后一直綿延不絕,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齊澤克等西方左翼思想家那里看到這種傾向。

  但問題是,這種對待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方式,表面上看體現了對這一思想的足夠重視,卻同時產生了一系列理論問題。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從商品拜物教問題出發進行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們,最后往往要么從主體性方面尋找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性(比如盧卡奇訴諸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本雅明寄希望于藝術形式的變化而形成“新型大眾”,齊澤克則求助于以純粹的否定性為主旨的“行動的辯證法”),要么將資本主義批判轉變為一般商品社會批判(這突出體現在以巴克豪斯為代表的“新馬克思閱讀”運動和一些圍繞“社會關系本體論”開展的研究中),而這些思考方向顯然與歷史唯物主義從客觀性層面,即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方面歷史性地理解資本主義社會變革可能性的思路并不一致。于是,似乎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可被抽象化為現實批判的一般起點,而從這一起點出發便可獲得某種和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思路不同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路。就此而言,這些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重釋”又很難被視為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

  如果我們對產生這一問題的理論根源進行探究的話,會發現盡管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思考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角度各不相同,但都將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理解為資本主義時代的某種基本事實。具體說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商品拜物教”要么被理解為一種“觀念事實”,要么被理解為一種“社會事實”。1 將商品拜物教理解為一種“觀念事實”,就是從作為商品的物之間的關系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遮蔽所形成的虛假的意識形態觀念的角度來理解商品拜物教,并將這種觀念的存在視為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既定事實。這一理解路線的代表人物是盧卡奇,他將各種商品拜物教現象的基本特征理解為虛假性,認為“它們的直接的概念、它們的‘規律性’雖然同樣必然地從資本主義的土壤中產生出來,然而卻掩蓋了客體之間的真正關系。它們都能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代理人所必然具有的思想”。2而將商品拜物教理解為一種“社會事實”,則是將商品拜物教理解為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社會結構或社會機制意義上的事實。無論本雅明從“一個讓商品的使用價值退到幕后的結構”3的角度來理解商品拜物教,還是齊澤克從阻礙我們審視現實的真實狀態的“夢一樣的建構”4的角度理解商品拜物教,都是這后一種理解路線的具體表現。

  對于從“觀念事實”角度理解商品拜物教的進路而言,其關于“真實關系”的設定,為自己內置的必然問題是:如何打破意識形態的虛幻性質,呈現真實的社會關系?對于這一問題,盧卡奇求助于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當沒有這種意識時,勞動的這種特性就是經濟發展中的未被認識的主動輪,現在,通過這種意識,它就客體化了。這種商品的特性就是,它在物的外衣下是一種人與人的關系,在數量化的外衣下是質的活的內核,現在它呈現出來了,因此建立在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基礎之上的每一種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就有可能得到揭示:每一種商品的內核,即人與人的關系,都作為一種因素進入到社會發展之中?!?在某種意義上盧卡奇的這一思想又回到了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批判的德國唯心論的立場,即思想統治著世界,而人的解放在于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盧卡奇后來也意識到這一問題,他在對《歷史與階級意識》進行自我批判時提到自己的“浪漫的反資本主義的傾向”和“下半截唯心主義”,6應該不完全是違心之論。

  而對于從“社會事實”角度理解商品拜物教的進路來說,由于它將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表現”本身視為一種“現實關系”,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消滅這種將人與人的關系顛倒為物與物的關系的“表現”?關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有兩條路徑。

  第一條路徑是,通過直接呈現人與人的本真關系的方式消滅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表現”。由于商品拜物教所確認的人與人的關系不是別的關系,而是勞動者的關系,因此問題就在于如何能使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系“直接呈現”而不必借助物與物的關系。如果考察西方左翼思想家們在此路向上給出的方案的話,會發現這里充斥著和馬克思所說的“現實主義觀點”7背道而馳的觀點。本雅明關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的政治化思考就是這種非現實主義的典型表現:盡管他從一個新穎的角度展現了現代性條件下被商品化的人,在以商品拜物教建構的社會結構中,通過藝術形式的變化而結為新型大眾,從而引起社會參與方式“從量變到質變”的可能性,但本雅明在這里顯然并未深入考察這種新型大眾與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內在關系。借用阿多諾的話來說,本雅明在這里所體現的是一種盲目的“無政府主義的浪漫主義”。8不過阿多諾對本雅明的批評并不意味著為后來者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思考方向,事實上,像巴克豪斯這樣深受阿多諾影響的思想家在試圖為后者的批判理論建立“經濟學基礎”時,在商品拜物教問題上走的仍是一種非現實主義路線。巴克豪斯將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直接與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問題聯系起來并納入所謂“價值形式的辯證法”的框架內加以考察,將遮蔽人與人的關系的物與物的社會關系理解為以分裂的社會勞動為中介而建立起來的具有社會客觀性的現實:由“社會勞動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對立”9所導致的物與物的交換關系建立了商品的二重化進程從而導致了商品與貨幣的對立,而正是在此二重化進程中呈現出在差異性中展開的主體,這就是價值。對于巴克豪斯來說,根本的問題在于排除勞動領域中的矛盾,在實踐中使這一領域革命化。這種勞動批判一方面受制于抽象的交換和勞動概念,另一方面受制于教條化的辯證法“二重化”模式,因而不但無法成為巴克豪斯自己所希望的那樣深入生產領域的資本主義批判,反倒被限制在由商品流通所規定的一般商品社會批判的視野之內,無法深入探討這種批判本身的現實前提,成為一種抽象的和理想化的“批判”,從而與馬克思的“現實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相距甚遠。

  第二條路徑是,通過揭示商品拜物教本身的運作機制而消滅這種表現關系。就這一點來說,齊澤克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在齊澤克那里,商品拜物教的內在機制是,由不同要素構成的結構性網絡,表現為某種特殊要素的結果,比如,一種商品的價值,作為由不同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系所構成的整個社會關系網絡的產物,卻通過貨幣這種特殊商品而表現自身。這表面上是一種“誤認”,但并不是主觀性的誤認,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誤認。這種結構性的誤認盡管也被齊澤克冠以“意識形態”之名,但這種意識形態不再是觀念性的,而是外在于思想、但清晰呈現了思想形式的無意識。齊澤克將這種來自索恩-雷特爾“現實抽象”概念的思想與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結合起來,強調商品拜物教對現實的建構實際上是旨在遮蔽欲望實在界的幻象建構。如果商品拜物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建構機制,而我們要理解的現實的真實狀態甚至進行認識的主體本身就是這一機制的結果,那么呈現這一機制的希望又在哪里呢?事實上,齊澤克無法否認,按照這種邏輯,資本主義將以追求“剩余快感”的方式“永存”。有鑒于此,齊澤克又不得不求助于某種空洞而抽象的“行動的辯證法”,以期為人們帶來“革命”的希望。但如果說以純粹的否定性為主旨的“行動的辯證法”本身已和對于資本主義現實的深入批判沒有什么關系的話,那么人們當然也無法看到消滅作為社會建構機制的商品拜物教的現實可能性。

  這樣,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理論工作的總體特點就體現為:從商品拜物教批判出發,最終卻獲得了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思想路線的成果。但這一結論并不表明,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隱含著一種與經典歷史唯物主義不同的資本主義批判思路,從而不能為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提供理論支持,同時更不能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無法被當代化。這是因為,上述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工作都是在“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事實”這一預設下開展的,而這種預設就意味著:從理論建構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批判的前提似乎就應當是對“物與物的關系”之取代或掩蓋“人與人的關系”這一“現實”的批判,而這樣一來,資本主義批判的一個基本目標就被理解為消滅那種“非本真”的物與物的關系,或重現某種“本真”的人與人的關系;而從思想資源的角度來說,似乎商品拜物教問題是一個可以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整體中直接“抽取”出來的問題。既然問題在于恢復某種“本真”關系,那么對某種抽象的革命主體予以設定或對某種純粹否定性的革命行動進行想象就是題中應有之義;而既然根本問題來自以“物與物的關系”為基本內容的流通領域,那么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改造為一般商品社會批判也就不足為奇了。由此可見,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們從商品拜物教問題出發對于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的“重釋”并未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化,與他們普遍自覺或不自覺地基于上述預設進行理論建構有密切關系。

  因此,要恰當理解商品拜物教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關系,就不能無批判地接受上述預設,而應從馬克思進行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原初語境出發,理解這一批判的內在思路,以此為基礎分析馬克思把握現實運動的方式。

  二、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原初語境

  西方左翼思想家之所以會普遍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討論的商品拜物教理解為資本主義時代的“基本事實”,自然有多方面原因。就文本方面來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馬克思在人們所熟悉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中關于這一思想的討論,無論從論述方式還是論述內容上來看,似乎都可被視為既獨立于前面的第三節關于價值形式的分析,也獨立于后面的第二章關于交換過程的分析,因而表現為馬克思在關于商品和貨幣的論述之間穿插進去的關于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特征的理解。但文本學的考察將表明,這一問題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簡單。

  從文本角度看,《資本論》中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一節,其實只是在該著德文第二版以后才被放在“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一節后面作為第四節,而在第一版中,這一部分內容位于第一章第一節的最后一部分。盡管大致說來,《資本論》第二版及以后各版的第一章可看做第一版第一章第一節的“擴展版”,但在“價值形式”這一部分的處理上,第二版及以后各版與第一版有著顯著不同,這主要體現在,馬克思將原先在第一版中放在全書末尾作為第一章第一節附錄的“價值形式”作為主體內容取代了第一版第一章第一節正文中關于價值形式的內容。從形式上說,這一修改的后果是,關于價值形式問題的分析結構發生了變化:第一版中的價值形式分析的終點是“第四種價值形式”,這種形式是“第三種價值形式”即一般等價形式的“普遍化”;而在第二版及以后各版的價值形式分析中,第四種形式則是“貨幣形式”。這種表面上看只是形式上的變化,但對于后人理解商品拜物教批判卻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無論在《資本論》的第一版,還是第二版及以后各版,關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那部分內容都與價值形式分析的部分直接相連,并且有著相同的開頭:“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種簡單而平凡的東西。對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卻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0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對商品的分析”是指什么呢?如果按照第二版及以后各版,這一“分析”顯然是指從前面第一節到第三節的全部分析,其終點自然是價值形式分析最后所提到的“貨幣形式”。在這一理解下,順理成章地,商品拜物教批判所涉及的商品,自然就應被理解為以貨幣為交換中介的商品世界的商品,而人們如果將這種商品理解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事實”,即“現實的商品”,似乎也沒什么不妥。但問題是,如果我們仔細閱讀第二版及以后各版中的第三節“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會發現這一節的最后一部分“D. 貨幣形式”與該節前三部分在分量上完全不相稱,基本上是一帶而過的。事實上,關于貨幣問題的討論,馬克思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詳細展開,而第三節最后提及貨幣形式問題應只是出于敘述完備性的考慮。

  如果說第二版及以后各版的這種處理方式會令讀者產生誤會的話,與之相比,第一版正文中關于價值形式的分析則不會產生這個問題。11因為在那里價值形式分析的終點(同時也就是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起點)是作為一般等價形式之普遍化的商品世界,這種不需要以貨幣為中介、每個商品都可以直接成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世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存在,因此將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解為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基本事實的批判,在此是無法成立的。具體說來,在第一版中,馬克思關于第四種價值形式,即一般等價形式的普遍化的描述是:“一般等價形式始終只適用于一種商品而與其他一切商品相對立,但是它適用于任何一種商品而與其他一切商品相對立?!?2馬克思在這里所呈現的,是一個在其中每種商品都可以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世界的圖景。這顯然是一幅無法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相吻合的圖景,因為當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是貨幣作為普遍的交換中介,或一般等價物的固定化,而不是每一件商品都能直接成為一般等價物。馬克思直截了當地表明了在這里作為分析對象的商品世界的非現實性:“然而,如果每一種商品都使自己的自然形式與其他一切商品相對立而成為一般等價形式,那么,一切商品就使一切商品都不具備一般等價形式,從而使它們本身不具備它們的價值量的社會有效表現?!?3問題是,既然價值形式分析所獲得的是一個不具有“現實性”的結果,那么這一分析有什么意義呢?

  關于這一點,馬克思說:“但是決定性的重要之點是要發現價值形式、價值實體和價值量之間的內在必然聯系,也就是從觀念上說,要證明價值形式產生于價值概念?!?4表面上看,這一表述有黑格爾主義的味道,似乎馬克思要說的就是,價值形式是作為實體的價值概念自我發展的結果。但馬克思為這句話所作的下列注解15馬上會讓我們放棄這種理解:“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從來沒有從商品的分析,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6在這里,馬克思將價值形式視為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者。由于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別,是商品的可交換性本身與這種可交換性的現實表現之間的區別,因此對于馬克思來說,價值形式并不是“價值實體”的“表現形式”,而是使“價值”具有現實性的前提。同時,由于價值是按照其“概念”而成為商品的可交換性的,因此這種可交換性不能有局限性,也就是說,一件商品應當與所有的商品都能夠進行交換——這樣,價值之具有現實性,其實就是一件商品能夠實際地與其他一切商品進行交換。于是問題就清楚了:馬克思所說的“價值形式”的含義,就是使一件商品能夠實際地與其他一切商品進行交換的形式前提或充分條件。古典政治經濟學預設了商品的可交換性,但卻并沒有探討這種可交換性的前提。而這種探討之所以必要,正在于,只有通過這種探討,才能離開價值作為“范疇”的抽象性,揭示和呈現使這種范疇的抽象性(也就是商品可交換性的“必然性”)得以成立的現實運動。因此對于價值形式的分析構成了從范疇抽象上升到歷史性具體的關鍵環節,馬克思的如下說法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社會生產方式的一種特殊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7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正是沒有價值形式的視野,因此只能停留在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這種抽象層面,而無法達到具體的歷史性層面。這樣,前面引文中馬克思所說的“證明價值形式產生于(entspringt)價值概念”的意思,并非去證明價值概念必然表現為價值形式,而是去證明,內在包含抽象性維度的價值概念只有以朝向具體的歷史性維度的價值形式為前提,其可能性根據才能得到充分說明,因而價值概念必然要求價值形式出現。

  因此,如果說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起點是價值形式分析的結果,即每一種商品都可以成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世界的話,那么這一起點的“非現實性”非但不表明它是無意義的,而且恰好相反,事實上指明了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分析方向:這種“非現實性”表明,價值形式分析是以揭示具體的現實運動為方向的,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工作的結果是獲得某種“經驗事實”。這一具有“非現實性”的結果有必要被進一步分析,以呈現使其規定性得以成立的現實運動前提。這樣,關于價值形式的分析雖然結束了,但價值形式分析所指向的揭示歷史性現實運動的工作并未結束,接下去的工作正是沿著這一方向對價值形式分析所獲得的成果繼續進行關于其形式前提的分析。換句話說,在緊接下來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馬克思所要做的就是對作為第四種價值形式分析的結果的商品世界進行進一步的、以揭示現實運動前提為目標的形式分析。

  由此可見,將商品拜物教理解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事實,不僅不符合馬克思關于商品拜物教問題的原初語境,更忽視了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深層問題意識,從而無法理解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把握現實運動的基本方式。

  三、形式分析: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現實運動的基本方式

  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馬克思探討了價值形式分析結果的現實運動前提,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理論結構。而引領我們進入這一結構的線索,自然就是價值形式分析的第四個環節。作為馬克思價值形式分析的最后一個環節,關于“一般價值形式”之普遍化的分析所揭示的是,政治經濟學家直接作為理論出發點的“商品具有價值”這一觀念,其形式前提(也就是使這一觀念得以成立的充分條件)在于所有商品都能夠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世界,而這也就意味著,所有商品間都能夠進行自由交換。這樣,“所有商品間的自由交換”就是這種商品世界的“形式規定”或抽象的一般規定。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其實就是從這種形式規定出發對其歷史性前提進行的分析。馬克思從三個角度來考察這一問題,而這三個角度的考察呈現了拜物教批判的具有內在關聯的三種面相。

  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所直接呈現的第一種面相可稱為“生產者拜物教”批判。

  對于馬克思來說,價值形式分析中的第四種價值形式所呈現的,實際上是一種兼具交換者身份的“生產者”視野。關于這種視野,馬克思說:“因此,在生產者面前,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就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就是說,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18在這里,馬克思當然不是在“想象”生產者會具有怎樣的主觀意識,而是在分析生產者的“表現”結構:在這種表現結構中,直接顯現的內容是“物之間的社會關系”本身。在這里,“物”和它們之間的“社會關系”都是通過價值形式分析而直接給定的:“物”并不是指一般的、具有“物性”的物,而是特指商品;而所謂“物之間的社會關系”是指由于每個商品都能夠成為一般等價物而彼此間得以通過自由交換建立起來的“社會關系”。表面上看,商品首先以個別性形態存在(而這也正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但價值形式分析已經表明,個別商品之成為“個別商品”,正在于一切商品之間都可以進行交換,因此就不存在可以脫離其他商品獨立存在的商品。更進一步說,事實上每個商品的存在都以其他“一切”商品的存在為前提?!耙磺小鄙唐分纬梢粋€“商品世界”,正體現為通過一般等價物的中介,在商品之間根據每種商品的價值的量的關系建立起等價關系。這樣,商品就是處于一定關系中的“物”(馬克思用“Sache”一詞表示這種處于關系中的物),而作為“商品世界”形式規定的商品間的自由交換似乎使商品世界具有了獨特的社會屬性。問題是:本不具有生命的商品之間何以可能建立起普遍的“社會關系”或價值關系?由于物的社會關系表現為一種通過價值對象性建立起來的關系,其中似乎并沒有“人”的位置,因而這種社會關系就成了可以獨立于人的社會關系而存在的關系。這樣一來,人手的產物就神秘地表現為物(Sache)與物(Sache)的關系,“商品間的自由交換”也就成為令人費解的現象。馬克思之前的政治經濟學家們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并試圖加以解釋,并催生出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二種面相。

  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二種面相是對于“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批判。

  “政治經濟學拜物教”與“生產者拜物教”并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如果說后者是馬克思的形式分析的一個直接結果,所呈現的是生產者的表現結構的話,那么前者則是指古典政治經濟學試圖在這種表現結構與生產者的社會關系之間建立聯系的努力。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工作具有鮮明的“科學”性質,這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學試圖探討各種經濟現象的產生“根源”。關于商品的價值關系問題,政治經濟學也試圖以“科學的”方式加以解釋:商品間之所以能建立價值關系,是由于價值的內容或實體是勞動。按照這種解釋,每一種商品都和一定的勞動相對應——不是和勞動的具體過程相對應,而是和勞動所需要的時間也即“必要勞動時間”相對應。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將“勞動”與“價值”緊緊聯系在一起時,“勞動”作為一種時間上在先的過程而成為價值的“源泉”;而當“勞動”被進一步從“必要勞動時間”的角度加以理解從而成為價值的“真實內容”時,勞動又成為與交換領域中的價值對象性在空間上并列的生產性要素。就“勞動”被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作一種與“價值”相關聯的“時空現實”而言,可將勞動價值論視為政治經濟學以一種“自然態度”對于“生產者拜物教”所進行的回應。這種回應方式的問題在于,它雖試圖以“科學”的方式將商品價值關系建立于某種時空聯系的基礎之上,但卻并未消除這種關系的神秘性,因為一方面,與價值對象性相聯系的不是普通的“時空現實”,而是被古典政治經濟學認定具有主體性的勞動,如果說價值相對于勞動而言是后者的產物的話,那么價值自然不具有獨立性,但是另一方面,具有主體性的勞動本身卻無法直接呈現自己內在的社會維度,而需要通過商品的價值關系表現這一維度。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價值的來源是什么”,卻無法回答“勞動為何表現為價值”,因而與其說在勞動與價值之間建立起了內在聯系,還不如說勞動只是被直接“指認”為價值的內容,而實際上并沒有與勞動建立起內在聯系的價值對象性,價值相對于勞動而言仍是“獨立”的。

  政治經濟學以商品價值為基礎的物與物的關系,被還原為以特定商品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為基礎的“勞動—產品”關系,具有價值對象性的商品也就被還原為具有某種“天然屬性”的“物”。馬克思用“Ding”來指稱這種“物”,以區別處于關系中的作為“Sache”的“物”。這就揭示了一種與生產者拜物教相區別的政治經濟學拜物教。這種以自然態度的方式對生產者拜物教進行的解釋沒有解決“商品何以可能自由交換”這一問題,而是用一種新的拜物教遮蔽了這一問題,因為既然勞動所體現的社會關系成為了商品的天然屬性,那么商品的自由交換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這樣,古典政治經濟學打算解決的商品間自由交換的可能性或價值對象性的來歷問題,與其說被解決了,不如說被進一步神秘化了。換句話說,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中,商品世界的形式規定無法得到合理說明。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研究為什么會產生新的拜物教?從馬克思的角度來看,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問題在于,只是對“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19而言具有有效性的形式,即商品等價交換關系,被當作“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20用經濟學范疇固定了下來,而這種對于“自然形式”的直接確認使得古典政治經濟學將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只理解為一種自然事實,從而無法提出“勞動為何表現為價值”這樣的問題。古典政治經濟學將價值對象性理解為一種現成的實體性對象,并按照因果律探尋這種對象的來歷,這就導致了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出現。要打破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枷鎖,就要在新的視野中重新審視生產者拜物教。

  這就形成了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三個面相:以歷史性的普遍交換為核心的商品拜物教批判。

  所謂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三個面相,其實是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而非以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對于商品之謎的分析。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待生產者拜物教的“自然態度”被一種對于這種拜物教的形式前提的追問所取代。如果說生產者拜物教的核心問題在于各種商品基于價值對象性建立起等價交換關系,從而使人手的產物具有“獨立的社會關系”的外觀的話,那么對于馬克思來說,要追問的恰好不是“價值對象性的根源或真實內容是什么”這樣的問題,而是“為什么這一內容采取這種形式呢?為什么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呢?”21這樣的問題,而這就意味著,要追問這種“表現”的形式前提,即這種表現之成為這種表現的“方式”:只有這種形式前提的呈現,才能真正消除商品間社會關系的獨立性外觀。

  馬克思以“交換”作為分析的起點。在價值形式分析中,馬克思的工作已經表明,“單個商品的價值對象性”的形式前提是所有商品間的自由交換,因此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對“交換”問題的討論是對價值形式分析(具體說就是第一版中關于第四種價值形式的分析)成果的直接借用。作為起點的“交換”乃是一種潛在的交換,因為第四種價值形式分析的結果實際上是一種不具有現實性的、在形式規定性上具有矛盾因而需要通過進一步的形式分析呈現其形式前提的“商品世界”,在其中每個商品都可以成為一般等價物,因而具有與任何其他商品自由交換的能力,但這種自由交換卻只具有可能性,而不具有現實性。如果說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一個面相即對生產者拜物教的分析實際上是對作為第四種價值形式分析結果的商品世界的形式規定的描述,而在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第二個面相即對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批判中,這種形式規定被證明無法在政治經濟學視野中得到充分說明的話,那么馬克思接下來就要揭示,商品間的自由交換在何種意義上可能成為商品世界的形式規定。

  對馬克思來說,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不能停留于政治經濟學視野中,即停留在交換的抽象可能性層面來理解問題,而應深入歷史性現實運動中探討作為商品世界形式規定的自由交換的可能性前提。具體說來,如果從商品間社會關系的獨立性外觀出發,那么可以看到,交換在商品世界中所建立的這種社會關系如果不具有普遍性,就無法產生對于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的必然遮蔽,因而商品間社會關系也就無法具有獨立性,而由于這種物的社會關系的主要內容就是價值關系,因此價值關系的普遍化乃是人與人的關系被遮蔽的前提。商品間普遍建立起價值關系,就意味著商品間質的差異在這種價值關系的建立中不起作用,而這也就意味著,商品普遍地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在馬克思眼中,商品的這種普遍分裂絕不是一種“自然事實”,而是一種“歷史性事實”:這只有在交換本身具有普遍性的時代(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時代)才是可能的。在這一時代,所有作為勞動產品的感性之物都不能再以勞動產品的形態存在,而必須以價值物的形態出現。而其前提則在于,勞動產品要進入交換過程,或毋寧說,必須進入交換過程。對于馬克思來說,勞動產品被強制性地塑形為交換物,這并不是一種可被抽象化理解的“觀念”,而是一種歷史性產物,因為造成這一塑形的強制性力量是資本主義時代特有的,而這種力量就是馬克思視野中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人們固然可以泛泛地說,一切社會形態下都有“社會關系”,但對于馬克思來說,“社會”關系即具有普遍性和強制性的塑形與被塑形的關系(這也就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愿望不能實現并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22與“我們”的關系)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有關系。這一點和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資產階級社會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23的診斷一脈相承。馬克思在“商品的拜物教及其性質”一節所舉的“魯濱遜的孤島”“歐洲昏暗的中世紀”“農村家長制”和“自由人聯合體”例子,都是為了從反面說明,他所討論的乃是資產階級社會獨特的“社會”關系,而非抽象的社會“關系”。正是由于在這種“社會”關系下商品交換關系被強制性地普遍化,從而使得交換似乎具有穩固的“結構性”。因此,如果說交換具有“結構性”的遮蔽作用的話,那么這種“結構性”本身恰好就是“歷史性”的體現。

  在這種歷史性視野下,馬克思得以對政治經濟學拜物教進行重新審視:正是在勞動產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這種特定的歷史性情境中,勞動才具有了“二重社會性質”。馬克思的分析是:“勞動產品只是在它們的交換中,才取得一種社會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對象性是與它們的感覺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對象性相分離的。勞動產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實際上只是發生在交換已經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的時候,那時有用物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因而物的價值性質還在物本身的生產中就被注意到了。從那時起,生產者的私人勞動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會性質?!?4在這里,馬克思勾勒了“交換—價值對象性—勞動產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勞動的二重社會性質”的脈絡,這一脈絡所呈現的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歷史事實,而是商品世界的內在邏輯。馬克思所強調的是,政治經濟學將勞動的等同性作為商品等價交換的前提,從而實際上將勞動的二重社會性質(即一方面私人勞動要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另一方面私人勞動要具有等同性)作為商品交換的自然前提,但政治經濟學家們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勞動的等同性得以建立的前提是已現實存在的普遍的交換過程:“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成它們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5馬克思在此所闡明的是,正是在現實的,即具有歷史性和普遍性的交往中,不同勞動的實際差別被抽去,勞動的等同化才得以實現,而這就使“勞動的社會規定”26得以具有物的外觀。在馬克思修訂的《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中,他又特別強調,如果說不同的勞動可以被還原為人的力量的耗費和作為一般人類勞動的共同性質的話,那么“只有交換才能完成這一還原,使極其不同的勞動產品相互處于同等的條件下”。27在這里并不存在“交換”和“勞動的等同化”互為前提因而二者不得不進入相互決定的循環關系這種情況——這一問題事實上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就得到了解決——因為在這里,“交換”和“勞動的等同化”并不處在同一邏輯層面:“交換”是商品間的歷史性關系,而“勞動的等同化”則只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抽象觀念。如前所述,馬克思所說的“交換”其實是歷史性的“普遍交換”,而非抽象意義上的交換或“交換一般”,因此“交換”一語所指向的,乃是作為商品流通領域的形式前提的歷史性情境,這樣,“交換”就不是一種和“勞動”相并列的“經濟過程”,而是由商品分析所呈現的、具有整體性塑形力量的“社會”形式在商品關系上的體現。若從這種“社會”形式的視角分別審視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價值對象性”和“勞動”,可以看到,二者固然都以普遍交換為前提,但所顯現的形式規定性卻并不在同一層面:商品的價值對象性是以普遍交換為形式前提建構起來的,而在這種“社會”形式下被塑形為抽象勞動的勞動,正是作為抽象勞動才被政治經濟學家與價值對象性建立起觀念聯系而成為“等同化的勞動”(但一旦進入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語境,勞動又成為“價值實體”)。政治經濟學把握到了勞動的特殊形式規定性(抽象性),但并沒有理解使這種形式規定性得以顯現的形式前提,也即未能建立勞動和商品交換的歷史性關系,反倒按照主體性哲學的思路,將勞動視為等價交換的實體性前提,從而最終只能建立起勞動與價值之間的不具有嚴格性的“內容—形式”關系,而這正是產生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深層根源。

  這樣,生產者拜物教和政治經濟學拜物教的建構機制就在以歷史性的普遍交換為核心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得到了說明。而這也就意味著,作為價值形式分析結果的商品世界的形式規定,即商品間自由交換得以成立的形式前提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得以呈現。由此可見,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對于現實運動的把握,不是通過對作為“現實”的商品拜物教進行直接“批判”而實現的,而是通過在形式分析中展現特定歷史性維度而實現的。

  四、從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出發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原則

  如果說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實質上不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事實”的批判,而是對于價值形式分析的成果也即“由一般等價物建立的商品世界”這一理論對象所作的以把握歷史性現實運動為方向的進一步形式分析的話,那么這一分析從方法論和理論視野兩個方面為我們澄清了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原則。

  就第一個方面即方法論來說,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清晰而完整地展現了他把握現實運動的特殊方式即形式分析,呈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在歷史性現實運動內部把握這種現實運動的方法論上的唯物主義原則,在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中我們不能忽視這一原則,應摒棄抽象的理論態度,叩問當代現實運動本身,從中探尋把握現實運動的方法。

  價值形式分析就其本身而言,當然首先是馬克思分析價值形式問題的方法,但在狹義的價值形式分析結束之后,馬克思的形式分析并未隨之結束,而是繼續以此方式不斷向前推進,這一點在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明確體現出來。如果說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直接目標不在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事實進行分析,而是對價值形式分析所涉及的第四種價值形式即“一般價值形式的普遍化”的分析成果(“商品世界”)進行進一步的形式分析的話,那么正是通過這一分析,無法被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把握、卻始終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意識形態觀念前提條件的歷史性維度被揭示出來。如果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整體視野來看,馬克思在整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中都不同程度上運用了“形式分析”方法。價值形式分析的操作正是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開始超出“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一節,成為一種廣義的“形式分析”方法的;站在政治經濟學批判整體的角度,我們就能看到,形式分析不是局限于“形式”層面或僅僅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方法,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的具體體現,其目標在于從抽象的政治經濟學觀念出發把握到使得這種觀念得以可能的現實運動前提。正是借助這一方法的擴展,價值形式分析所蘊含的分析“方向性”才能得到恰當理解,因為在價值形式分析中,形式分析所揭示的歷史性維度尚處于模糊遠景之中,而這一維度通過商品拜物教批判才得到了清晰呈現。形式分析的基本操作方式是,從給定的抽象觀念(如“商品具有價值”)出發,通過對這種抽象觀念的形式規定進行分析,揭示這種形式規定在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不可說明性,進而探討使這些形式規定得以顯現的形式前提,隨后進一步對階段性分析的結果再進行形式分析。28在這種方法中,達至特定形式規定的形式前提乃是關鍵步驟。在價值形式分析中,在敘述順序上較后出現的價值形式總是其前面相鄰的價值形式的形式前提,不過這種形式前提只是在邏輯上來講是特定形式規定性的充分前提,但尚看不出其歷史性,只有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這種形式分析所真正朝向的歷史性維度才得以呈現。

  值得注意的是,商品拜物教批判中的形式分析并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抽象方法,并不是某種理論預設的產物,而是一種與特定的歷史性現實運動本身密切相關的方法。由于通過商品拜物教批判所獲得的歷史性維度的基本內涵,是對感性個體具有塑形作用的“社會”形式,因此在這一視野下,形式分析所涉及的“形式規定”就不再是單純的政治經濟學觀念,而是這種觀念以全稱性方式所指涉的、因而包含無限樣本、被“社會”整體性塑形的感性個體——對于個體性的物來說,它們被整體性納入“商品世界”;而對于個體性的人來說,“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29也只有在此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何以能夠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理解為“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30從根本上說,并不是這些范疇本身有社會效力,而是它們所指涉的無限樣本被整體性塑形而必然“關聯出”某種社會效力,從而使這些范疇與這種社會效力之間似乎具有了聯系,也就是說,對這些范疇的運用直接就關涉對于感性個體之被整體性塑形這一社會效力本身。這樣,馬克思在形式分析的每一個環節都首先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建立對被給予對象的形式規定,實際上就是引入特定視野下被以某種特定方式整體性塑形的無限樣本(如“具有可交換性的產品”“能夠通過勞動量確立價值的商品”等),而形式分析所要探尋的形式前提則正是產生這種特定塑形效力的“社會”形式。在此意義上,形式分析視野下的“社會”形式并不是一種靜態“形式”,而是“社會”力量的特定作用機制。因此,商品拜物教批判中的歷史性維度的出現,使得馬克思的形式分析方法的真正內涵得以展現,那就是,通過對于被整體性塑形的感性世界的分析,探尋使得這種塑形得以實現的歷史性現實運動本身。在這里,無論是具有“科學”形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疇與感性世界的全稱性指稱關系的建立,還是“社會”對于感性世界的整體性塑形作用,甚至這種被我們稱為“形式分析”的方法的操作方式都不是任何理論抽象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性產物。因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形式分析方法就并非一種以某種現成理論或觀念為前提的方法,毋寧說是從資本主義現實運動出發探尋把握這一現實運動的方式的產物。而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根本理論旨趣即“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深刻體現。

  這樣,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現實運動的方式,就無法被理解為可被普遍化或在其他語境中可直接加以“運用”的方法,毋寧說,作為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的充分展現,這一方式本身恰好消除了它被教條化對待的合法性。尤其是,盡管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我們能看到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社會素來持有的鮮明價值判斷,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可以在形式上直接借用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更不用說在錯誤理解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論定位的前提下對這一批判的借用了。如果說有可能以馬克思的方式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化,那么這一工作就不能直接以被抽象理解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為基礎,不能以抽象的“勞動”或“物”(如“商品”)或與之相關的“社會關系”為前提并停留在某種應然性層面理解當代社會生活。而應在深入考察馬克思追問那些被特定時代直接“給定”并與當下的“客觀的思維形式”有關的抽象觀念所必然關聯的形式前提或這些抽象觀念得以如此“顯現”的“意義”,也即“現實運動”本身的方式特別是在不斷的形式分析中呈現歷史性“社會”形式的特殊方式的基礎上,像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所體現的那樣,從歷史性現實運動本身出發不斷追問和呈現當代現實運動所內在蘊含的獨特客觀性,并基于這種獨特的客觀性本身探討和鑄煉把握當代現實運動的獨特方法,具體地而非抽象地回應現時代提出的根本問題。

  就第二個方面即理論視野來說,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展現了深入分析作為商品流通領域本身的表現機制的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必要性,并開啟了從生產方式層面分析資本主義時代的自否性的可能。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應展現馬克思的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超越性理論視野,也就是說,這一工作不應被局部性經驗現實所限制,而應深入具有根本性的理論層面考察當代現實運動。

  盡管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是在對于商品流通領域的分析中展開的,而商品流通領域又是一種頗具“經驗現實性”的領域,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時代人們總是處于一定形式的商品交換關系中,但作為馬克思形式分析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商品拜物教批判并非對于現成地存在于資本主義時代的某種被稱為“商品拜物教”的基本“事實”進行直接批判,而是從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意識形態抽象觀念出發,通過對價值形式分析的結果作進一步的形式分析,呈現現實運動的內在的客觀性維度,也即本身無法直接顯現但作為政治經濟學意識形態觀念的給出方式而起作用的歷史性結構。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超越性理論視野的內在要求必然是,超出作為一種經驗現實領域的商品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以呈現商品流通領域本身的表現機制。

  將形式分析從流通領域推進到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重要性在于,借此資本主義現實運動的自否性方能得到真正揭示。也就是說,只有超越作為一種直接經驗現實領域的流通領域,深入這一領域本身的表現機制內部,才能看到,作為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的勞動力,事實上以無法被整合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內的人的無限性維度為前提,但這種無限性維度與資產階級“社會”對個人施加的強制性力量形成對抗關系,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環節中表現出多重矛盾,而只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方式本身所內在包含的自否性出發,才能理解資本主義時代人的解放的可能性。

  商品拜物教批判通過其在形式分析中的獨特地位,內在地為從商品流通領域進展到生產領域設置了路標。馬克思的形式分析操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前一環節的形式分析所獲得的特定形式規定的前提會作為“理論對象”成為下一環節形式分析的分析對象,被進一步分析其特定給出方式。這一操作方式的合理性在商品拜物教批判展現出作為“社會”形式的歷史性維度之后得以展現: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形式實際上并不是一種“社會實體”,而是一系列“作用機制”的總和,因此不同層面的對象上展現其社會效力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對于一種基于施加于特定理論對象之上的社會效力的作用機制(對于理論對象來說就是其表現機制)來說,倘若這種作用機制的作用機制未被說明,則這種機制本身就仍未得到足夠清晰的說明,因此從敘述順序上來說,下一形式分析環節應將其作為理論對象作進一步分析。這樣,盡管就商品拜物教本身的論域來說,似乎所涉及的僅是商品流通領域,但要對在商品流通領域進行分析中所出現的理論對象的表現機制也即特定社會效力的作用機制進行充分說明,則必須超出流通領域,在包括生產領域在內的整個資本主義現實運動的視野中來探討這種表現機制的表現機制。

  事實上,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已埋下了將分析進展到生產領域的線索:前述從“交換”到“勞動的二重社會性質”這一脈絡并不是一個封閉理論空間,在闡述由交換所引出的邏輯之前,馬克思令人矚目地引入了“私人勞動”要素,強調“使用物品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它們是彼此獨立進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31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盡管加上了“私人勞動”這一維度,但這一維度在此仍是晦暗不清的。即便商品流通領域的表現機制本身得以呈現,“商品的自由交換”這一形式規定仍不能得到充分解釋。這樣,如果說此時被馬克思稱為“私人勞動”的領域事實上是商品流通領域建立表現機制的前提的話,下一步的問題就在于,對這一領域進行進一步形式分析,即把對于流通領域的表現機制的分析引向對于使這種表現機制本身得以表現的機制(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分析??梢哉f,馬克思通過商品拜物教批判將我們引向雖仍處于幽暗領域、但卻始終作為經驗現實的商品流通領域前提的“勞動—生產”領域。

  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不是對某種經驗性事實的批判,這一點固然并不表明我們不能在經驗生活特別是流通領域中發現可名之為“商品拜物教”的社會現象,但體現了馬克思對于經驗現實的審慎態度。馬克思的問題意識當然離不開對于經驗現實的觀察,但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審視現實問題的理論視野卻不是由經驗現實所直接確立的,而是相反,體現了對于局部經驗的超越。試圖將某種局部經驗當作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理論基礎,已被當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們關于商品拜物教問題的討論證明為此路不通。后者以商品拜物教批判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批判,表面上與馬克思的批判精神一致,實際上卻以隱蔽的方式回到了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因為如果說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里歷史性的“客觀的思維形式”被確立為具有永恒性的范疇的話,那么在被抽象化處理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視野中,盡管商品拜物教的基本結構本身不再被視為“真實關系”,但它們仍然發揮著對真正的客觀性之探尋的限定作用,也即要么是對它的否定(或“去蔽”)、要么是它的表現機制之被推翻或漠視才能被理解為呈現“真實關系”的方式。這樣,對社會歷史的認識將像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那里一樣受到牽絆而無法深入歷史性的維度中,從而不僅沒有呈現、反倒遮蔽了使這種形式得以顯現的具有真正的客觀性并具有自否性的歷史性前提本身。因此,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工作而言,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商品拜物教是否是一種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應受到“批判”的經驗事實,而在于像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與對于現實運動層面的客觀性的探尋中建立起內在關聯那樣,不忽視對于現時代經驗事實的觀察,又不受制于經驗事實本身的邏輯,而是著眼于對于歷史性現實運動本身的理解,將經驗事實理論化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超越性視野下的理論對象,探討其特定給出方式,以此實現對于現時代根本問題的理論把握。

  上述分析表明,將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視為資本主義時代基本事實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們之所以會在實際上距離歷史唯物主義越來越遠,其根源正在于,在西方左翼思潮中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的唯物主義方法論意蘊被普遍忽視,同時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視野也處于模糊狀態。而借助于對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現實運動的方式的重新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理論建構工作中需要高度理論自覺,一方面堅持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另一方面保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超越性理論視野,這正是真正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重要工作原則。

  注釋

  1國內學者關于此問題的研究,參見夏瑩:《馬克思拜物教理論的雙重內涵及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演化路徑》,《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年第2期。

  2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62—63頁。

  3瓦爾特·本雅明:《巴黎,19世紀的首都》,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41頁。

  4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7頁。

  5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253頁。

  6杜章智編:《盧卡奇自傳》,李渚青、莫立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222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頁。

  8Ernst Bloch et al.,Aesthetics and Politics,London:Verso Editions,1980,p.123.

  9Hans-Georg Backhaus,Dialektik der Wertform:Untersuchungen zur Marxschen Okonomiekritik,Freiburg:Ca ira-Verlag,1997,s.52。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6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頁。

  11《資本論》第二版出現的這個問題主要和馬克思試圖調整第一版中存在的關于價值形式問題的“雙重敘述”(即在正文之外又給出一套關于價值形式問題的具有講義性質的補充說明作為第一節附錄)的寫作形式并最終考慮到大多數讀者的情況而最終選擇了一個比較通俗的版本放在第二版正文中有關。在《資本論》第一版和第二版關于商品拜物教的討論內容基本一致,但寫法有較多差異。相比之下,第二版在論述上更詳細,結構安排也更清晰。后文關于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論的討論主要結合第二版展開。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4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4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5頁。

  15這個注在第一版中位于價值形式分析的結尾,而在第二版中則被放在了第一章第四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靠近結尾的地方。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5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8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5頁;另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9頁。從內容上來說兩版原文基本一致,第二版少了一個逗號。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3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3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8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1頁。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0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7頁。

  28關于此處相關問題的討論,請參見吳猛:《重提這個問題:何謂〈資本論〉的“辯證方法”?》(《哲學研究》2018年第7期)以及《價值形式分析與平等問題》(《哲學研究》2019年第6期)。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1頁。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3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頁。

作者簡介

姓名:吳猛 工作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職稱:副教授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韓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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