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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控制實驗有益減貧但非“金律”
2019年12月30日 14:5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悠然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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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方法”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實驗性方法”指的是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然而,學界對RCT的質疑和批評一直存在。那么,RCT的基本概念是什么?RCT是如何流行起來的?RCT有哪些優缺點?本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有關學者。

  RCT風靡全球

  隨機控制實驗是一種旨在檢測某項干預措施有效性的方法,常用于醫藥學研究。近年來,該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應用也在增加。RCT的核心思路是將受試者隨機分為兩組或多組,對實驗組施加干預,對控制組給予安慰劑或不施加任何干預,然后對比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反應。

  據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邁特里什·加塔克(Maitreesh Ghatak)和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肖恩·姆豐扎·穆勒(Seán Mfundza Muller)介紹,20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開始采用RCT等實驗方法,考察教育、住房、勞動力市場等方面的社會政策的效果;80年代末,克雷默在訪問肯尼亞期間,產生了將RCT應用于發展研究的想法,并在隨后的20年里與巴納吉、迪弗洛等人在一系列實地研究中證明了RCT是發展經濟學及相關領域的一個有力研究工具。目前,經濟學研究中的RCT多用于評估中低收入國家社會政策的影響。

  在美國新學院經濟學副教授桑杰·G.雷迪(Sanjay G. Reddy)看來,RCT在經濟學界越來越受“重用”,有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原因。從內部來講,經濟學家在評估發展項目時,一直受困于一個問題,即處境得到改善的人通常也是具有更強動機或某種有利條件來充分利用這些項目的人,因此難以確定究竟是動機或有利條件在起作用,還是干預措施本身有效。RCT受試者的起始條件高度相似,這就便于判斷不同的實驗結果是否源于接受或未接受干預。從外部來講,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多國經歷了結構性政策調整,隨之而來的財政緊縮和市場導向的改革,令許多人對公共政策改變經濟命運的能力失去信心。人們同時還開始質疑經濟增長停滯局面下國際援助的效力。在此背景下,人們探索發展政策有效性的興趣開始提升。有學者認為,在政府以及各類公共和私人部門機構的充分支持下,成功的小規模干預措施可以被擴大。

  在內外部力量的共同推動下,RCT“風靡”全球。一些援助機構和政府部門格外偏好資助經RCT證實有效的干預措施,甚至認為只有資助經RCT證明具有高影響力的干預措施才是明智的。發達國家也開始大規模運用RCT方法。例如,美國紐約市的一項RCT顯示,在該市嚴重貧困社區,以小型公立高中代替學業表現較差的大型公立高中,可以在運營成本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將高中畢業率提高4%—10%。

  RCT并不完美

  雖然RCT受到政策制定者和發展援助機構的廣泛歡迎,亦被媒體認為有望為減貧事業帶來革命性進展,但是經濟學界對RCT并非一致推崇,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指出,RCT遠非“金律”(gold standard)。

  雷迪、穆勒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凱文·布萊恩(Kevin Bryan)都表示,RCT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并不高于其他研究方法,同樣的干預措施在不同的制度和社會環境下,未必會產生同樣的效果。例如,在政府公信力較高的國家,公共健康信息對公眾健康行為的影響可能比在政府公信力較低的國家明顯;在社會保障體系或有關家庭成員之間如何分配收入的文化傳統不同的國家,同一種勞動力市場政策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并不相同。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規模和溢出效應。RCT通常由科研人員及與其合作的非政府組織共同開展,由政府擴大實施后,情況則有可能變得復雜。大規模政策會吸引政治家和選民的注意,有可能使激勵因素、公共物品供應、政治問責等方面的情況發生改變;收效良好的非政府組織試點項目被作為大規模政策推廣后,也許會受到公共部門繁復的行政管理流程的制約。

  RCT的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也是受到質疑的一個方面。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等人研究發現,設置干預本身就可能影響結果,因為干預措施的出現可能引發受試者及相關人員的不同反應。另外,RCT衡量的是某項干預措施在所有受試者中的平均效果,通常無法反映受試者內部的效果差別。然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了解不同人對干預措施的反應通常是必要的。而且,即使在同一環境下,人的學習行為也可能導致干預措施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

  有學者還對RCT涉及的倫理問題感到擔憂,特別是RCT在實際操作中能否遵循知情同意原則。知情同意原則在涉及向弱勢群體分配關鍵資源的RCT中非常重要,隨機提供或不提供某種資源,可能給脆弱人群造成意外損害,甚至引起社會不穩定。

  重視研究方法多樣化

  加塔克表示,學界不能忽視對RCT的合理質疑和批評,但應認可“RCT運動”創建了一個共識——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必須強調證據的重要性。它促使人們去了解自己究竟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讓人們對可選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進行量化和對比;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高度集中化的國家,這一點格外重要。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艾哈邁德·穆什菲克·穆巴拉克(Ahmed Mushfiq Mobarak)和美國大學國際服務學院助理教授C.奧斯汀·戴維斯(C. Austin Davis)談到,考慮到RCT的固定成本很高,經濟學家可將RCT收集的數據與其他理論模型、統計模型結合起來,以提高其作為政策參考的可靠性;還可通過多地點實驗,來提高研究效率和證據的完整性、連貫性,并觀察相似的干預措施在不同環境下或不同周期內的效果會如何變化?!癛CT運動”的興起標志著發展經濟學領域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但經濟學家有責任以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進行更多創新,以提高RCT的嚴謹性,解決RCT存在的問題。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全球發展研究所教授庫納爾·森(Kunal Sen)說,巴納吉、迪弗洛、克雷默的研究為發展經濟學作出了重大貢獻。該領域曾高度依賴二手數據,“RCT運動”使一手數據收集成為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關鍵組成部分。不過,RCT只是許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種,未必適用于所有問題。經濟學界日益凸顯的一個危險就是,研究問題被研究方法支配。RCT在發展經濟學中的應用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這的確可喜可賀,但同時經濟學界應繼續支持研究方法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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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悠然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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