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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外交話語體系中的“地緣政治”
2019年12月31日 09:20 來源:《東北亞論壇》2019年第1期 作者:杜哲元 梅然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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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自20世紀80年代起,“地緣政治”在中國外交話語體系中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逐漸接納與單一寓意時期、廣泛使用與兩種寓意并存時期、反復調試與拒斥時期,在這三個階段中“地緣政治”始終未能成為中國外交話語體系中的高頻詞語和主流的戰略性概念,而自2015年以后,“地緣政治”在中國外交話語體系中開始被強烈拒斥。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是因為“地緣政治”這個概念歧義過多且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其次是因為“地緣政治”不符合外交話語上升為外交話語權的條件;再次是由于近期部分國家對中國的一些對外政策和行為感到疑懼,在外交話語中拒斥“地緣政治”能夠增信釋疑;最后是由于地緣政治因素的效用被各種新因素、新條件所削弱,古典地緣政治邏輯和思維還能否適應當代與未來存在著較大的疑問。但是本文認為地緣政治因素在當代并未失效,只是其維度變得更廣、內涵更加復雜,古典地緣政治邏輯和思維對大國的決策層仍然有著較大的影響。對此,中國在外交話語體系中拒斥“地緣政治”而高舉“全球治理”大旗的同時,一方面應充分認識到周邊大國對地緣政治問題的特別關切,另一方面,應堅持和完善本國即將形成的海權強國的地緣政治身份,積極引領地緣政治與全球治理相結合。

    關鍵詞:中國外交話語體系/ 地緣政治/ 三重鏡像/ 全球治理/

    作者簡介:杜哲元,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15級博士研究生;梅然,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國際關系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1)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新時代海洋強國建設”之重大研究專項(18VHQ006)。

 

  一、背景與問題

  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這一轉向對整個社會科學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國際關系的語言轉向研究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后實證主義,主要集中在建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領域[1];在中國,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迅速增強與國際話語權相對薄弱的反差日趨凸顯,“外交話語”這一問題也引起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興趣。所謂“話語”,根據語言學功能主義的定義即是指“語言的使用”[2];所謂“外交話語”,則通常被理解為“是外交實體,主要是主權國家,為表達自己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語言”[3]或“是體現國家文化傳承、意識形態、重大利益、戰略方向和政策舉措等官方基本立場的表述?!盵4]隨著近年來中國外交基調轉向“奮發有為”,中國外交話語體系中也出現了諸多微妙而又復雜的新現象和新趨勢,“地緣政治”就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例。

  國家在制定對外政策和戰略時,多少都要考慮到地緣政治因素,對于大國而言更是如此,有些國家甚至還會以地緣政治思維去制定政策和戰略,但是在外交話語中將“地緣政治”一詞進行公開表達卻是另外一個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除了南美洲以外[5],“地緣政治”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中,還是在外交話語體系中似乎都成了棄兒。至1979年出版的美國原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回憶錄《白宮風云》中大量使用“地緣政治”一詞后,“地緣政治”才逐漸回歸到公共話語系統中[6],20世紀80年代以來,“地緣政治”開始在一些世界大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中被廣泛運用。關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地緣政治”時常出現在其中,并且在文本邏輯結構中的地位相當重要,比如1988年里根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其首頁就提到“美國戰略的第一個歷史維度相當簡單、清晰且非常理性,這即是一旦一個敵對的國家或國家集團控制了歐亞大陸,也就是那塊被稱為‘心臟地帶’的地方,那么美國最根本的國家安全利益將受到威脅,美國打了兩次世界大戰以阻止出現這種情況。自1945年以來,美國就開始致力于阻止蘇聯利用其地緣戰略優勢去控制與其鄰近的西歐、亞洲和中東地區?!盵7]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是在多處提到了“地緣政治”,這份報告提出“大國圍繞著權勢(influence)的競爭是無休無止的,地緣政治就是這些全球性競爭之間的互動?!盵8]它還提出“當前一場自由世界秩序與壓迫性世界秩序的地緣政治競爭正在印太地區上演,”[8]而“基于這些地緣政治環境的新特點,美國必須要恢復它的關鍵性實力?!盵8]

  關注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演講和政論文的讀者可能也會發現,普京在其正式公開的表述中經常會提到“地緣政治”,一方面他毫不避諱地緣政治之于俄羅斯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如他在2007年4月的國情咨文中提到“憑借自身的地緣政治位置,俄羅斯有能力并且將會發揮相應的作用?!盵9]在2012年12月的國情咨文中他又提到“俄羅斯不僅要保存自己的地緣政治實力,還要提高這一實力?!盵10]另一方面,普京也相當肯定地緣政治作為一種客觀事實對國家對外政策和大國關系的重要影響,比如他認為俄羅斯加入APEC是客觀經濟因素影響和地緣政治因素影響決定的選擇[9]。在2007年12月答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問時,他又提到“二戰”時期是地緣格局和地緣利益把美國和蘇聯聯合在一起[9];再一方面,2012年以來他非常強調地緣政治在當前世界形勢變化中的突出地位,在2012年1月的競選文章《俄羅斯集中精力:我們要應對的挑戰》一文中他提到“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深刻的系統性危機,全球轉型建構正在進程中。這是世界向新文化、新經濟、新技術、新地緣政治時代過渡的明顯表征?!盵10]在同年2月的另一篇競選文章《俄羅斯與不斷變化的世界》一文中他又提出“我們將致力于建立新的、以當代地緣政治現實為基礎的世界體制?!盵10]可以說“地緣政治”既是俄羅斯外交話語體系中正面性的高頻詞匯,也是其中主流的戰略性概念。

  然而,有意思的是,相對于這兩個大國而言,長期以來“地緣政治”既非中國外交話語體系中的高頻詞語,更不是主流的戰略性概念,而且近期還被強烈地拒斥,2017年中國國家首腦罕見地三次在國際重大會議的演講中提到“地緣政治”——在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聲明“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復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盵11]同年9月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中,習主席又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地緣政治工具,而是務實合作平臺?!盵12]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同年12月召開的第十六次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的講話中再次提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地緣政治工具,而是務實合作平臺?!盵13]。這三次表態無一不寓意深切、發人深思。一方面正如英國語言哲學家奧斯丁(J.L.Austin)的論斷“言語即行事”[14]所揭示的那樣,外交話語不只是一國外交政策的反映,它本身就是一國外交政策實踐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語言是具有創造力的因素,可以建構社會事實、建構思想,甚至是建構人的身份[14],因此外交話語能夠發揮增進認同、吸引他國、設置議題、引領和塑造秩序的作用,有時外交話語產生的外交效果要遠遠大于實際的外交行為,在外交話語中使用什么概念和詞語都有著重大政治影響。另一方面,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它的一個核心功能是表達含義,然而含義并不是自然、客觀的存在,而是被賦予的;含義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經常處于流動和更新的狀態,且具有多層性[2]。盡管地緣政治是任何國家在制定對外政策時都要考慮的客觀因素,并無特別的含義和寓意;但是“地緣政治”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和復雜的歷史包袱的詞語,它出現在外交話語體系中卻往往被賦予了特別的含義和寓意,它在不同的語境下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含義和寓意,不同的受眾也可以對它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和再解釋,它既可以被用來描述客觀的權力分布狀態,又可以被寓意為強權政治,而這將產生相當不同的政治效果——或有助于鞏固國家間的理解和信任,或可能加深國家間的疑懼和反制。因此“地緣政治”這個詞語在一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中往往處于一種十分微妙而又重要的地位,這一點目前還鮮有學者關注。

  有鑒于此,本文嘗試根據中國政府網、新華網、人民網和外交部網站以及中國歷屆領導人的文選等,通過分析國家首腦與外交部門領導人在正式場合公開發表的演講、談話和文章去研究“地緣政治”在中國外交話語體系中經歷了怎樣的變遷以及它在每個階段都有哪些特征,然后在此基礎上分析“地緣政治”為什么會被當前中國的外交話語體系所拒斥,最后就這一問題提出若干建議。

作者簡介

姓名:杜哲元 梅然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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