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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北亞和平時代構建的思考
2019年12月27日 08:47 來源:《東亞評論》2019年第2輯 作者:張蘊嶺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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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在百年大變局中,東北亞地區處在變化的中心。東北亞是世界經濟的重心,從地緣經濟政治視角看,美國雖為域外國家,但在東北亞地區擁有重要的戰略利益。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美國、中國、日本都在這里;這里也是強國集聚的地區,世界前三大軍力,美國、俄羅斯、中國都在這里。如今,世界經濟面臨新局面,原有的經濟結構與鏈接需要重構;大國之間的關系并不融洽,復雜的大國關系如何處理,構建什么樣的大國關系,影響極大。再則,東北亞地區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地區,朝鮮半島南北對抗、朝美對抗沒有真正緩解,仍在惡化,甚至有發生戰爭的風險;另外,東北亞的“歷史還沒有終結”,近代殖民占領、戰爭等留下的問題還不時成為熱點……好像世界上沒有一個地區像東北亞這樣,既令人非常振奮,又令人極度擔憂。在大變局中,如果東北亞向好的方向發展,前景會很光明,如果向壞的方向轉變,則會悲劇重演。

  中國地處東北亞,使地區向好的方向發展,讓命運共同體在東北亞落地,應該是中國東北亞外交的中心任務,也是中國發揮新型大國引領作用的重要實踐。最近,筆者發表了一篇長文《百年大變局中的東北亞》,就東北亞的未來提出一些新思考,不妨順著文章的思路,對一些問題進一步思考。

  東北亞要實現向好方向發展的變局,還是需要做好一些基本功課其中,最重要的是走出歷史的陰影。東北亞很特殊,至今沒有走出近代歷史的陰影。歷史很復雜,且具有延續性。有些涉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歷史認知和責任問題,有些是與歷史有關聯的領土爭端問題,有些則與二戰后地區關系和秩序重構的不合理性有關。二戰日本戰敗,本來應該為東北亞解決近代歷史問題提供一個歷史機遇,但出于復雜的原因,沒有一個受害國能直接參與戰后處理日本侵略問題的舊金山會議并參與簽署《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冷戰導致東北亞地區對抗的新格局,更沒有給東北亞國家解決歷史問題留下空間。即便在此后的發展中,除朝鮮外的其他國家間都實現了國家關系的正?;?,但歷史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一些敏感的問題要么被擱置,要么被簡單處理。因此,被掩蓋的問題在后來的發展中不時冒出來,在新時期又生成新的問題。

  歷史不能推倒重來,我們只能開辟著眼于未來的新思路,以走出歷史的陰影、實現歷史的超越和歷史的和解。實現歷史的和解需要政治勇氣。重要的是,面對歷史遺留問題的不時發作,要能夠在出問題時做到“急流勇退”,即在矛盾出現時,當事方,特別是政治家要能夠把溫度降下來,而不是讓矛盾激化。歷史本來是客觀的存在,但是,出于復雜的原因,各自對歷史的認知存在巨大的差異,后人對歷史的認知也會帶有時代的印記。因此,走出歷史的陰影,有一個如何處理“歷史存在”與“現實認知”對接和如何實現歷史認知重構的問題。

  當然,關系和秩序轉變還是要基于現實。東北亞地區關系與秩序轉變呈現出一種復雜和不確定的形態。隨著地區力量對比的變化,地區關系格局發生新的轉變,其中,中美戰略博弈力度加強,朝核問題成為大變數。特別是朝核問題,涉及各種關系和秩序,很復雜。在東北亞,沒有一個國家會接受朝鮮成為核國家,當前的“平靜”也許是一種非正?,F象,各方力量的博弈增加了達成共識、推進去核進程的難度,從而埋下爆發新危機的種子,這是需要掌控的。

  中國本身是一個大變量,其綜合實力的上升引起了復雜的反應。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增強,導致其他各方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對沖外交”,即便是屬于美國盟國的日本和韓國也是如此。

  東北亞地區尚處在大變局長進程的初始期,各種矛盾交織,相互碰撞,極易發生沖突,甚至是戰爭。因此,第一要務是創建和維護地區和平。對和平的威脅來自大國的角逐對抗。傳統變局的方式一向是以戰爭決定秩序。但在新時代,新關系和秩序的構建并非要通過戰爭進行。一個共識是當今大國戰爭無勝者,都有難以承擔的代價;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國誓做新型大國,不走傳統大國爭霸的道路,要通過基于中國傳統思想的“競合方式”推動現有關系與秩序的改變。這和當年日本崛起與列強爭雄,用武力構建勢力范圍圈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還有,在東北亞,其他大國之間的博弈,如中日之間、俄日之間、美俄之間,都出于各種不同的原因,難以構成引發大沖突的因素。特別是中俄之間結成了緊密的戰略協作伙伴,雙方已經走出歷史,構建了新關系,對東北亞和平起到平衡作用。解決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是一個新試驗,盡管沒有成功,但提供了經驗,有利的因素是,各國均主張政治解決朝核問題。至于一些沖突熱點,即便發生突發事件,各國也可通過應急外交進行處理,大家都有掌控局勢、防止升級的政治意愿。

  一般地說,創建一個地區的和平,可以通過三種驅動方式:力量制衡,制度構建和認知引領。力量制衡,即構建各方力量,特別是大國之間力量的均衡機制,以限制一方采取破壞性行動的可能性。有人認為,在東北亞,中國是現行秩序的挑戰者,應該通過美國加大投入,加強美日同盟或美日韓同盟建立平衡中國的機制,其實這種做法的結果適得其反。制度構建,即通過建立地區治理制度,制定共守法規,實現基于管理的地區和平。歐洲是一個好范例,從煤鋼聯盟到歐盟,就是通過制度構建實現地區和平的。但是,東北亞無法照搬。盡管已經有中日韓對話合作機制,但是,它并非建立在具有約束力的地區制度構建基礎上,同時,把它向其他東北亞國家擴展也存在很大的困難。認知引領,是指對于區域的身份(identity)有清晰和比較強烈的共識,有人為此提出建立東北亞認知共同體,近代以來,處于復雜的原因,東北亞區域身份認同被大大削弱,現實的情況也對重建區域認同形成很多障礙,甚至基于區域身份的認同也很難達成。

  顯然,我們需要為東北亞尋求符合該地區實際情況的路徑與方式。筆者提出,東北亞需要增進“共有(或共享,shared)認知”?!皻v史共有”(shared history)是東北亞國家的寶貴資源,包括民族、文化、傳統領域的共有性等。中日韓三國已經在做相關工作,比如組織歷史纂寫委員會,啟動對共有歷史的研究,合作編寫歷史課本,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還編寫了中日韓共用漢字辭典,把共用漢字作為共有的歷史財富?!爱敶灿小币灿泻芏喙ぷ骺勺?。比如在海洋、自然資源、氣候治理等領域,提出共同擁有、共同開發和共同保護的方案。區域不僅是地緣關系,更是共生關系,山水相連、資源共享、族群相親。東北亞需要從東方思想中尋求構建面向未來的新共生文明觀。有人提議,應該推動東北亞認知共同體的構建,增強區域意識基礎上的“我是誰”。事實上,在東北亞,各方對于區域的認同并不強烈,這可能與近代以來該地區分裂的歷史有關。鑒于此,東北亞共享認知應該從基本的“共利認知”做起。

  基于“共享認知”和“共利認知”,東北亞地區可以推動新安全關系和秩序的建設,走出傳統安全結構下的“安全困境”,推進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機制建設。新地區的安全關系與秩序構建既要基于現實,更要著眼于長遠。東北亞地區安全的現實是尚未從二戰后的對抗關系與秩序框架中走出來。這需要解套,需要著眼于長遠的安全構建,以新安全觀,即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為引領,凝聚共識、協力共建。

  在推動構建東北亞新安全關系與秩序的過程中,中國不僅要發揮重要作用,而且要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近代,中國被推下東北亞地區關系與秩序構建的舞臺,二戰后,東北亞陷入冷戰對抗,美國深度介入東北亞事務,在地區安全關系和秩序構建中起著重要作用。如果政治與安全的分裂繼續,沿襲這樣的路徑,東北亞就難以從“安全困境”中擺脫出來。因此,東北亞新地區政治安全關系與秩序的構建需要讓新安全觀理念在東北亞落地生根,增加理解和共識,形成話語權導向;也需要通過合作,構建合作性風險管控,把半島無核化與新安全觀指導下的安全機制構建聯系起來,在不沖突、不對抗的原則下處理好中美關系,把美國納入東北亞新安全體系之內。

  總之,東北亞未來區域關系與秩序構建應該走出以沖突為導向的西方國際關系信條,尋求以和解與合作為指導的東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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