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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當代刑事訴訟模式的轉型圖景
2019年12月30日 10:23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樊崇義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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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辯“協商”“合作”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一種重要的訴訟模式,而“協商型訴訟”的轉型已成定局。訴訟模式的轉型是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個深層次改革,甚至是一場“革命”,它不僅能推動觀念、認識的轉變,它還導致刑事訴訟司法制度的變革,諸如訴訟結構、控訴方式、辯護方式、審理模式和方法等。這一場訴訟制度的“革命”如期開花結果,必將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2019年10月,兩高三部印發了《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這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刑事訴訟模式轉型步入提速階段

  《指導意見》規定了實施的基本原則,適用范圍和適用條件,認罪認罰后從寬的把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被害人權益保障,強制措施的適用,偵查機關的職責,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的職責,社會調查評估,審判程序和人民法院的職責,認罪認罰的反悔和撤回,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案件的辦理,共計12個重要議題。它的頒行意義非常重大。不僅針對性強,解決了適用的問題,也將對全面推進和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產生深刻的影響。

  針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指導意見》建立起了完整的實施工作機制和體系。其內容與特點表現為:(1)認識和政治站位高?!吨笇б庖姟烽_宗明義指出,要充分認識設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大意義。它是2018年刑事訴訟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制度,是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措施。各級公安、司法機關要站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充分認識這項制度對有效懲治犯罪、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刑事訴訟效率、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意義。(2)明確貫徹實施的基本原則。包括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堅持罪責相適應的基本原則、堅持證據裁判原則以及堅持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3)堅持問題導向,抓住適用中的難點、重點問題,提出了明確的解決方法。例如,從寬幅度的把握以及既坦白、自首又認罪認罰的如何從寬等問題。

  在此基礎上,關于公檢法機關辦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程序和辦法,《指導意見》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而獨立的訴訟機制和程序體系。它尤其突出體現在公、檢、法機關的職責和對各訴訟關系人的權利保障上,特別是辦案的模式和方法明顯區別于傳統的職權主義下的對抗制?!吨笇б庖姟犯鶕J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性質和定位,賦予各個機關一些屬于協商、合作、溝通的職責。這些職責可稱之謂:協商機制和體系。例如,關于偵查機關的職責,增加了權利告知和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等;關于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的職責,增加了權利告知、聽取意見、自愿性與合法性審查以及證據開示、簽署具結書、量刑建議的提出等;關于人民法院審判程序和職責,增加規定了審判階段認罪認罰自愿性、合法性審查,量刑建議的采納及量刑建議的調查等。另外,還有認罪認罰的反悔和撤回程序等。

  通過新增加職能和辦理程序,從偵查程序到審判程序,已經形成了一套區別于傳統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工作機制和訴訟體系。而其核心內容包括五部分: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僅是公、檢、法公權力單方的職權行為;二是辯方、辯護律師必須參與;三是控辯雙方平等;四是必須堅持充分的協商、合意、交流和溝通;五是強化辯護權,包括上訴、反悔權的保護。

  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制度進階

  全面貫徹和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需要依托《指導意見》的具體規定,更加必須充分認識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重大性、迫切性與現實意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入刑事訴訟法典以來,認識上還有一些不統一的地方。其中,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法典是否推動我國刑事訴訟模式開始從對抗制轉向協商、合意制的問題,各方的看法不一。

  刑事訴訟模式,又稱刑事訴訟結構或刑事訴訟構造,是指控、辯、審三方主體進行刑事訴訟的基本方式,或者說,在刑事訴訟進行中,控辯審三方主體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關系的基本格局。按照刑事訴訟的歷史發展,刑事訴訟經歷了彈劾式、糾問式到現代的當事人主義(對抗制)、職權主義(調查審問式)和混合式訴訟模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是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基礎上借鑒、吸收了當事人主義訴訟因素形成的,保留了許多職權主義特征,也吸收了不少當事人主義的因素,帶有明顯的混合色彩。尤其是1996年在修改時,對庭審方式進行了改革,強化了控辯雙方的職能與對抗,有利于在庭審中調動雙方的積極性。

  與此同時,2012年與2018年在修改時,更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與完善:一是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時間不斷提前,從1979年的審判階段到1996年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時起,再到2012年的第一次訊問或采用強制措施之時起。二是律師辯護階段逐步實現全覆蓋。從1979年覆蓋審判階段到1996年覆蓋審查起訴和審判兩個階段,再到2012年后覆蓋偵查、起訴、審判并涵蓋其后的死刑復核和申訴代理。三是參與刑事訴訟的律師主體地位的進步和變化。從1979年的法律幫助辯護律師到2018年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律師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具有了不可或缺的主體地位。四是辯護律師的執業權利不斷豐富、擴大、完善、進步。五是法律援助范圍、案件的數量、經費等不斷擴大、增多和增長。

  從刑事訴訟法的立法演進過程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定罪量刑權以及訴訟結構的模式,已經從強職權主義走向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相融合的訴訟模式,尤其是辯護律師的主體地位、權利和參與的程序在不斷擴大?,F在已經基本上具備了從對抗模式向協商合意模式轉化的條件,定罪量刑不再是公、檢、法機關一方說了算,刑事訴訟模式的轉型是客觀所需,勢在必行。

  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進一步貫徹與落實

  為了進一步貫徹落實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精神以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值班律師制度、速裁程序等內容,加速推動刑事訴訟模式的轉型已迫在眉睫。特別是對于檢察機關而言,刑事訴訟模式轉型的現實訴求最為強烈。按照規定,各級檢察機關要切實承擔起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主導責任,包括主動開展認罪認罰教育轉化工作、適時提出開展認罪認罰教育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積極開展平等溝通和量刑協商、一般要提出確定刑建議、積極做好被害方的工作、視情形對案件進行程序分流把關等內容。

  而實現這些要求,就必須依托刑事訴訟模式的轉型這一重要的動能。

  就人類歷史的司法規律而言,刑事訴訟模式的適時轉型,也有其必然性。二次世界大戰后,先期工業化國家都遇到了犯罪高漲的問題。為了解決司法資源有限性與司法需求不斷增加之間的矛盾,世界上不少國家都不同程度借鑒了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通過簡化法院審理程序、縮減審判權裁量空間的方式,對被追訴人認罪案件或者控辯協商案件作快速處理。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主導著90%以上案件的協商,并擁有影響定罪量刑的實質性權力。

  當前,我國也面臨案多人少的矛盾,需要進行訴訟分流,簡化審判程序,對被追訴人認罪認罰案件,適用控辯雙方協商程序,不僅符合人類訴訟歷史的發展規律,而且是正當其時。2018年刑事訴訟法與《指導意見》的相繼出臺具有現實的時代意義,已經明確指出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訴訟模式的轉型。2018年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173條所規定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和看守所為刑事辯護律師提供的“兩便利一聽取”程序,就是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采用協商模式的重要體現。在此基礎上,《指導意見》又詳細地規定了協商程序的保障措施,為協商訴訟搭建了平臺。其中,《指導意見》第10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法律幫助權,要求為其約見值班律師提供便利。同時,第15條、第27條、第29條、第31條、第33條還規定了控辯雙方就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合法性、證據開示、簽署具結書、量刑建議等必須進行“溝通”“協商”,特別多次強調公、檢、法機關要聽取辯方的意見,最終“盡量協商一致”。

  因此,可以充分確認的是,控辯“協商”“合作”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一種重要的訴訟模式,而“協商型訴訟”的轉型已成定局。訴訟模式的轉型是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個深層次改革,甚至是一場“革命”,它不僅能推動觀念、認識的轉變,它還導致刑事訴訟司法制度的變革,諸如訴訟結構、控訴方式、辯護方式、審理模式和方法等。這一場訴訟制度的“革命”如期開花結果,必將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樊崇義 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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