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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縣志中關于全面抗日戰爭的文本書寫
2020年01月02日 09:10 來源:《中國地方志》2019年第2期 作者:范曉婧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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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1937-1945年全民族抗日戰爭,在1937年之后民國所修縣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與反映??h志對抗戰的快速接納是志書詳今略古傳統特性的主動作為??h志抗戰文本的書寫,既體現事件本身的普遍性,更具有地域特殊性,某些書寫的共性表現則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發展現。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識表達的重要場域,但文本的生成無法完全排除書寫者個人特點,因此從縣志的字里行間不難覓見獨立于政府觀念的能動性??h志以小地方的視角詮釋大社會,以具象化的抗戰境遇補充抗戰大歷史的面向。全面抗戰在縣志中的呈現,一方面是對地域歷史的記憶與再現,另一方面又彰顯著縣志的時代性。

  關 鍵 詞:民國縣志/全面抗日戰爭/文本書寫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項目“中國抗日戰爭志”(項目編號:16KZD02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范曉婧,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抗日戰爭志專項工作室方志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nbsp;

  

  

  民國時期縣為基層自治單位,“國家庶政之推行胥從縣始”①。而“縣志之作為史學之基礎,縣志不詳則省志無所取材,即國史難資考征”②,因此,縣志內容廣泛,“凡天時、地理、物產、民情、政績之循良,科名之顯達,與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理學名儒、嘉言懿行,歷歷詳載”③,可謂一縣之“百科全書”④。對于中國近代以來重要歷史事件——全面抗日戰爭,在1937年之后民國所修縣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與反映,從縣域視角展現出戰爭對基層之影響及基層民眾對全國抗戰之貢獻。這類抗戰書寫是這一時期縣志時代特色、家國情懷的文本體現,亦是對整體史的微觀補充。

  一 縣志大事記中的全面抗戰書寫

  方志不僅分門別類記載地域獨特的自然環境、民風政情,還紹述前事、統合古今,通過地域歷史源流與變遷的鉤沉,呈現地方社會的世代延續性。其中的大事記一門主要承擔爬梳地方歷史脈絡的功能。大事記以時為經,以事為緯,記錄一地歷代有重要影響的大事要事,“方志之大事,猶史書之本紀,本紀挈一朝之政綱,大事撮全書之典要,其事尤相類也”⑤,一般置于志前,起綱舉目張、統領全志作用,一定程度上可補志書“偏于橫剖,而缺于縱貫,則因果之效不彰”⑥之弊。志書開設大事記最早可追溯至南宋,嘉定七年(1214)高似孫編成之《剡錄》便設有“縣紀年”⑦。民國18年(1929)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修志事例概要》,其中明確規定“須特列大事記一門”⑧,此后民國所修志書大多專列大事記項??谷諔馉帯笆钦x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⑨,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重大影響,完全符合志書大事記采錄標準。

  (一)大事記全面抗戰書寫的體裁使用

  大事記書寫一般采用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兩種敘事形式。編年體以年為序,記寫史實;紀事本末體則以事件為中心,按時間順序記錄事件發生、演變整個過程,窮源竟委、有始有終。以民國《長汀縣志·大事志》為例,該縣志蕆事付梓之時,全面抗戰爆發已逾5年,長汀縣雖非淪陷區,亦受到戰爭的深刻影響。該志卷2《大事志》(丘復原纂、廖荻甫續纂)斷限至民國31年(1942)3月,采用民國紀年與干支紀年并存的形式標示年份,以編年史體逐年逐月逐日記事。如以下事條:“(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機炸毀橫岡嶺民房數所及廈門大學宿舍一部……十日,日機炸毀上塘灣及新縣政府附近民房數所……六月二十二日,日機六架炸毀社壇前、仙隱觀前、報恩寺前等處民房二十余、中正路商店數十,老幼共斃四十余人?!雹獯祟惥幠晔敷w記事,時間明確、事實清晰、言簡意賅、大事不漏,但記事過簡,不能顧全事件起伏曲折,特別是后續影響大、事態發展持續時間長的事件,僅使用編年體記敘難免首尾割裂、支離破碎,紀事本末體正可補此項之不足,因此大事記中兩種體裁的采用很少“涇渭分明”,常出現“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情形。該《大事志》亦不例外,如以下事條:“三十一年壬午(一月)十五日日機九架又來投彈,炸毀中正路司前街、司背街、半片街、打油巷,及小關廟前行店二百六十余間,暨官店背牛皮寮下橋下壩五通廟前民房數所,擊沉民船十余艘,共斃男女一百余人,傷數十人,報聞省政府撥五千元施賑,旋中央賑濟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因公過汀,聞悉親往災區勘察并電請中央撥匯賑款五萬元,省執行委員會派組織科長黃際蛟攜賑款五百元來汀發放,又本縣及各方募款記達一萬余元之譜?!?11)這一事條完整地呈現出事件的來龍去脈,日軍的殘暴、人民的苦難、政府與社會的救濟,構成一條清晰的因果鏈。方志具有地域性,縣志大事記的抗戰書寫范圍限定在一縣行政區劃空間內,但小區域亦是大社會的縮影,編年體與紀事本末相結合的體例既完成縣域全面抗戰時期時間線的梳理又可鋪陳事件各方的關系面,勾勒出抗戰對縣域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文本書寫的是地域的具體實際與特殊存在,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亦隱含全國一致的戰時形象和戰爭傷害的某些共性特征。這從其他縣志大事記中也可關聯印證。如民國《古田縣志》卷3《大事志》采用編年史體記錄:“(1937)七月中日戰事發生后,政府與各軍隊為防御計,令人民在險要所在建設戰壕土堡,至人民亦謀自衛,遍設防御飛機洞。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敵機來炸南關外飛機場,傷農民二、耕牛一。十七日復來炸縣城五保街尾,死婦人一,民房炸倒三間。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敵機炸毀過河東門頭村,陳姓厝屋全座損失不少,死婦人四,并炸縣城雙壩河將軍廟,死農民二。越一日又來炸北關外,毀店屋十余間,其余過境多次均未投彈。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敵機四架飛炸谷口等處,間有用大石頭代彈者,計民房三所及嶺尾花橋,又及峨洋萬壽橋均被炸壞?!?12)

  (二)大事記全面抗戰相關史實書寫中的情感表達——以民國《鎮寧縣志》為例

  方志書寫講究據事直書、述而不論,寓褒貶于事實之中,不直抒喜惡、不議論評價。胡喬木曾說:“客觀的歷史就是客觀的歷史,不需要在地方志里畫蛇添足地加以評論。地方志不是評論歷史的書,不是史論,多余的評論,不但不為地方志增光,反而為地方志減色?!?13)但民國《鎮寧縣志》大事記中有關抗戰書寫呈現出明顯的情感傾向和情緒表達。該志“首志地理”,次設前事,此前事志即大事記??傋牒G手訂之“編纂說明”指出,古語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雖不重祀而戎不可輕,故志前事為次。(14)就是說,述往思來、知古鑒今的作用及作為“大事”記載重要內容的兵事戰爭在當時具有的舉足輕重地位,使大事記成為僅次于“立國要素土地、人民、政事,舍地載則無從立言”(15)的地理志。該大事記書寫者在語言組織中不吝使用帶有鮮明感情色彩和主觀好惡的詞匯,如記寫縣民抗戰熱情:“是年七月,盧溝釁起,日寇發動侵略,邑人憤甚,各界聯合組織抗敵后援會,于黨部積極展開宣傳募捐等工作。冬十月,六十軍軍長盧漢請纓北上殺敵,由昆明出發過縣,各界逐日迎送備禮犒勞獻旗祝捷情緒熱烈緊張?!?16)在“修筑安順飛機場”事條中,用“橫征暴斂、弊竇百出”描述辦理人員行為,這種貶義詞語既是描述,亦是評價,是對貪官污吏發國難財憤怒的表達。而前面“奉令”一詞暗示政府在場,憤怒的矛頭具有不言自明的指向性。類似表達在此“前事志”中不一而足,如事條“省府財政廳派顧逸群率查文員十余人來縣辦理土地陳報,分赴各鄉丈量田畝,而查文員等敷衍功令,并未實地丈量,多數僅憑目測,且收受賄賂,任意增減,故所定畝分等則多屬失平,遺害民間不淺”(17)。再如事條“民國廿八年,重禁洋煙緝私隊來鎮籍大擾搕索,中飽不一而定”(18)?!笆「斦d”“重禁洋煙緝私隊”是抽象國家政權的具象化代表,如果前述“奉令”一詞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這里已是明確公開對政府的不滿與批評。官修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識表達的重要場域,政府借此傳達政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合法性,是中央統制地方、維持教化一統格局的手段之一。如林開世認為“方志的撰寫,私人的聲音往往被盡量的排除”,個人意見“不能直接透過文字來表達”,“方志編寫的目的,并不是要讓編纂者盡情呈現他的見解和才華,而是具有政績與官方建檔的意義”(19)。民國《鎮寧縣志》“創于清季李昶元太守,脫稿于民國胡翯縣長”(20),內容由“胡公斧定然后繕正”(21),李炳僑縣長任內“稿成付梓”??h長是政府官員,是官方意志的代表,該縣志確為官修,且其蔚成亦有響應或借力國民政府倡修志書東風緣由,李寰序中明確講“近年國府訂頒各省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法及修志章則,通飭遵照,昭代右文章氏之遺志得遂,足以瞑目于地下矣”(22)。但此“前事志”文本的字里行間流露著對當時政權統治的負面情緒,這在某種程度上凸顯出3個不同層面的緣由:其一,此志稿成付梓于1947年,彼時,抗日戰爭甫一獲勝,百廢待興之際內戰又起,國民政府統治力虛弱,官員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傾向,對于民間輿論、政治意識的掌控心有余而力不足。其二,方志理論上承擔整合地方社會、維護國家統治的文化功能,但實際操作中地方意識、書寫者自我政治體認和價值判斷也有獨立于官方意識形態的能動性與自發性。其三,書寫者的道德素質與文本的客觀性直接相關,章學誠強調史德,“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23),而“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壽文,可以漫為浮譽,悅人耳目者”(24)。此志亦講“執史筆者有三大忌:偏愛偏惡私其所親一忌也,考查不周以耳代目二忌也,怵于權勢曲為遷就三忌也。作史者犯此三忌即不成其為史,修志者犯此三忌亦不成其為志”(25)。這或是貫穿于整本志乘的指導思想。

  文本對場景的描繪既是歷史記錄,亦是書寫者現實關照和自我意愿的表達。章學誠認為,修志“忌偏尚文辭”,“要簡,要嚴,要核,要雅”(26)。方志大事記要求事要文簡、惜字如金,而此“前事志”記寫勝利喜悅不吝辭藻:“八月十日,倭寇投降消息傳到,一時歡騰,全市各街民眾紛紛燃放鞭炮慶祝。九月七日,各界召開慶祝勝利大會,舉行盛大游行,比戶張燈結彩,貼喜聯、鳴鞭炮,晚開游藝會演劇。八日,各街迎春亭玩龍燈獅燈,全城鑼鼓喧天,遠近趨集,人山人海,晚放煙火、唱花燈。九日晚,各界復作火炬提燈游行。三日以來全市狂歡盛況空前未有?!?27)書寫者用文字再現歷史現場,亦將感情融入文本的字里行間,這或是載筆者個體情感的自發流露,亦或有“值抗戰勝利,日寇稱降之際,允宜大書特書以揚國威于寰宇”(28)之用意。

  民國《鎮寧縣志》在“民風志”中講到,“(我國為多民族國家)各族間界限□嚴,互相歧視,其婚姻僅限于同一之族類,鮮有打破種族界限而聯姻者,甚至同一苗也,青苗與花苗、黑夷與白夷、花革老與紅革老之間亦不互相聯姻,界限之嚴有如此者,無惑乎時有斗爭、互相殘殺,減少人種、削弱國力”(29)。鎮寧亦為多民族地區,“自歷史及習慣上觀察可分為漢族、夷族、苗族、回族四系”(30),其他還有穿青、李民子、華獠、屯堡人等,但該志大事記文本所呈現的是,面對日本侵華,“邑人憤甚”,對北上抗日軍隊,縣邑各界“逐日熱烈迎送慰勞”,抗戰勝利后,舉邑歡騰,無分彼此?!暗胤街臼且粋€地區某一時代歷史橫斷面的真實反映”(31),邑乘文本對歷史情景的描述,使宏大的戰爭敘事著陸到具體化的縣域,以小社會的視角佐證,即使“衣冠異制、言語異聲、習俗異情,然皆黃帝之赤子、中華民族之宗派也”(32),“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辱”,抗日戰爭是中國全民族抗戰。

作者簡介

姓名:范曉婧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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